王鼎
整饬吏治
王鼎做官以廉洁著称。为整饬吏治,他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他在刑部任职,先后深入九省审理过三十余起重大疑案,使贪赃枉法者均被惩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即使封疆大吏直接插手。相互勾结的人为错案,也照查不误。浙江德清徐仉氏与前房儿子通奸,为灭口杀死儿媳徐蔡氏一案即为典型。仉氏奸刁,买通各级官吏、忤作狱吏,造成各级官员互相包庇,虽三次开棺验尸。皆无结果。直拖延三年之久不能结案。任按察使的王惟恂,明知其情,却被层层关系网所困,被逼自缢,使朝野震惊。王鼎复审,经过艰苦访查,弄清了受贿网,涉及巡抚一人、知府四人、同知二人、知县四人以及许多县吏、忤作等,案情真象大白于天下,“浙人颂为神明”。他铲除时弊,执法如山,显示了铮铮铁骨。王鼎本人从不依人上爬,堪为自律表率。同乡同族王杰时任宰相,他从未让杰助已升迁。他要求子女族人甚严。儿子回陕参加考试,他唯恐利用权势不法行事,叮嘱儿子考前不许“见客”“见长官”。跟随家人“勿上街”,力杜嫌疑,以正自身,要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
理财能手
王鼎关心国计民生,理财有方,被誉为嘉庆、道光时期的理财能手。道光七年,新疆张格尔在英国殖民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攻城掠地,割据一方。清廷令长令率兵讨伐。王鼎均衡度支,保证了军需,卓有贡献。平叛后得到赏戴花翎,绘像紫光阁的殊荣。王鼎在整顿天津长芦盐务,两淮盐政上,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了盐商经营,扭转了盐课拖久危局,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
热心公益
王鼎对教育、社会公益异常关心。他一生视学江西,一分校会试,两主浙江张试,四主顺天乡试、二主会试,所得多奇杰士。任江西学政,常入基层督查,垂刻《朱子小学近思录》、《六事箴言》等,充实教学内容。他在外做官仍心系故乡,曾为蒲城尧山书院捐款,以供经费。他为倡办义仓、义田。一次主持家务的四弟对地方捐稍有犹豫,他知道后写信严责:“弟所见殊欠老成。此等义举……弟当毅然行之……”他态度鲜明,诚心感人。
怜恤民苦
王鼎生活检朴,克已奉公,怜恤民苦。在治黄工程中,以七十四岁高龄,且背患疮疾,亲临工地指挥,紧张时竟八日不返公寓,困时和衣卧于轿中。为赶工期,不避严冬,春节也在工地度过。吃饭时买民夫食物,他告诫督工人员“大工之役,终日胼胝于风雪水口中”“工程全赖若辈”,要大家爱惜民力尊重民工,赢得爱民如子的口碑。
平反冤狱
嘉庆十九年(1814)授工部侍郎,后调任吏部,兼管户部、刑部。道光二年(1822年)署河南巡抚。数次奉命出使各省巡视办案,于冤狱多所平反,被称为“王青天”,深受道光帝器重。道光五年(1825)授军机大臣,次年又授户部尚书。道光八年(1828),历经多年的回疆(清代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张格尔叛乱被平定,王因赞画有功,被加封太子太保,并授绘像于紫光阁之殊荣。
整顿盐政
王在户部尚书任上,两次对盐政进行整顿。清道光八年(1828)赴长芦盐场调查盐政弊端,提出缓旧税、征新税,暂停征税三年,领盐补贴以补损耗三项治理措施;道光十年(1830)去两淮盐场,在陶澍等人的配合下,采取简化管理、缩小浮收、稳定生产、打击私贩等措施,并提出新章法15条。经过整顿,朝廷税收得到增加,食盐产销两旺,百姓生活需盐也得到保障。
治河禁烟
道光十七年二月初三(1837年3月8日),王鼎虚龄七十,道光帝亲书“靖共笃祜”匾相赐;次年,由协办大学士晋东阁大学士。二十一年 (1841) 夏,黄河在河南祥符(今属开封)决堤,大水泛滥,冲到归德、陈州及安徽亳、颍一带。道光帝命王暂署河督,偕通政使慧成前往治理,王又保荐熟悉河工、被判遣戍伊犁的林则徐襄助。他们“朝夕驻坝”与民众同“畚锸”,终于在翌年春汛前,使决口大堤合龙,河水悉归故道。朝廷赞王治河费用省、工期短、质量好,加封他为太子太师。
道光年间,鸦片泛滥已成国家大患。王力主禁烟,支持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王支持抵抗派,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进行抗争。随着战争逐渐对中国不利,道光帝开始妥协动摇,最终将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充军。王鼎上疏道光帝,保护林、邓,痛斥投降派。琦善因在对英交涉中获罪被革职锁拿进京,王奉旨审理。他在上奏中说:“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并且对琦善的党羽一一制裁。还在王治河期间,鸦片战争已处于打打谈谈之中,等他功成回朝,中方失败已成定局,对英和议在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将要签订。王置生死于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妨贤”、琦善“误国”,屡屡劝说道光帝抗战,引起“上怒”。报国无门,王决心以死打动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1842年6月8日; 《陕西省志·大事记》 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近代中国大事年表》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本志从蒲城王鼎纪念馆考证资料),他自草遗书,自缢而死。遗书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
王鼎尸谏
王鼎忧国忧民,忠贞爱国,晚年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捍为领土主权,与林则徐一道,同穆彰阿、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作了殊死斗争。他尸谏殉国的壮烈之举,成为后代志士的楷体。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为推卸战败之责,将林则徐革职,发配伊犁。王鼎不顾个人安危,奏请让林襄办河工,想给林则徐一个“立功赎罪”机会,以便求朝廷重新起用。不意治河工程庆典之日,道光却急令林则徐“仍往伊犁”。王鼎星夜兼程进京,向道光力荐林之贤,并面叱穆彰阿为祸国的秦桧、严嵩。道光未听。次日又廷诤,道光仍不听,抽身欲走,鼎牵衣苦谏:“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道光气恼,甩袍下殿。绝望中,王鼎于1842年六月八日夜效法春秋时卫国史鱼尸谏故事,自缢于圆明园邸所。王鼎以死相谏意在以血醒君。其遗折中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王鼎死后为掩盖事实真相,称为暴亡,大规模祭葬,追封追赠,但真相终为世人所知。林则徐在戌途中惊悉噩耗,痛失知音,写下“伤心知已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的诗句。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给予王鼎尸谏高度评价。他把刚直不阿、疾恶如仇、风骨嶙峋的王鼎比作直臣史鱼,比作屈复,比作忠心保国反遭诬陷的周公。王鼎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位名垂千古的爱国名相。
林则徐听到王鼎尸谏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了《哭故相王文恪公》诗两首,赞王鼎“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1845年,林则徐被招还北京时,特到蒲城,拜望了王鼎故居,并亲到王氏的坟莹祭奠了王鼎。1864年,任陕西巡抚时,还为王鼎守心丧三个月。
王鼎死后,穆彰阿的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赶到王家,骗得遗书,又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并“代为改草遗疏”。随后,陈袖藏王鼎原疏交穆彰阿邀功。道光帝只知王鼎“暴病而亡”,遂下诏悯恤优抚,追赠太保,谥文恪。
王鼎宦海40年,后官居宰辅之位,其在刑部、户部等职任上,多有建树,受到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尊重和敬慕,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与王均有深交。王也大力奖掖后进,但他从不结党营私。史书赞其“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王生前为官,两袖清风;“卒之日,家无余赀。”遗著有《重订朱子近思录》等。
王鼎少年时家境贫寒。他勤奋好学,心存大志。清嘉庆元年(1796年)中进士,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朗、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曾改革河务、盐政、平反冤狱,颇有政绩。
鸦片战争中,极力主战,反对议和投降割让香港。1842年,当林则徐因抗战获罪而被遣戌伊犁时,正值河南祥符(即河南开封)黄河决口,王鼎以大学士出署东河河道总督督塞河口。由于赞成林则徐禁烟抗战,王鼎上疏道光奏留林则徐助襄河工,治河竣工后,又奏请任林则徐为河督。时英帝国侵略者二次海上北犯,道光皇帝怕得罪洋人,仍坚持将林则徐发往新疆。
王鼎回到北京后,向道光皇帝痛陈割让香港签订协议对国家民族的长久危害,怒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当代秦桧、严嵩。由于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1842年6月8日深夜,怀惴“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于圆明园,享年74岁。王鼎死后81天,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香港人从此脱离了祖国,一去1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