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避亲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就想和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详见《晋书·阮籍传》）
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蔑视礼法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阮籍遭丧母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家庭背景
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的族父阮武，也是阮籍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阮籍的知己兼老师。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阮籍同入竹林的阮咸，阮籍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阮籍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少年时期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正始时期
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椽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关于阮籍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军，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阮籍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阮籍没有做曹爽的参军。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竹林时期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251）是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阮籍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阮步兵”。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