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迩冬是诗人，不是哲人。诗人往往哀乐过人，哲人则能凭修养功夫来制哀节乐。陈迩冬并无修养功夫。听说他晚年脾气很不好，在家中常为一点小事动怒发火，朋友们担心这对他的病体不好，常常劝他。1958年柳亚子先生逝世，消息公布，陈迩冬在办公室听到，就在许多同事面前，泫然流泪，哽咽失声。1962年欧阳予倩先生逝世时，他同样哀痛不已。这都是他哀乐过人之处。他晚年之身体极坏，精神极好，也正是哀乐过人的表现，并非修养得来的。
柳亚子为了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陈迩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工作中，主动提出要出一部《柳亚子诗词选》。这在陈迩冬，是为了他同柳亚子先生的深厚交谊，从工作上来说，这样一个选题也完全应该。此书很快就出版了，责任编辑就是陈迩冬，不料，正碰上了“反右倾，拔白旗”的运动，陈迩冬被当作“白旗”，大受批判，主要罪状之一就是这部《柳亚子诗词选》，因为所选录的柳亚子解放前的诗词中，称孙中山为“国父”，称宋庆龄为“国母”。批判者质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物中，居然有这样称呼出现，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其实，柳亚子之所以为柳亚子，从政治方面来说，正是由于他是国民党左派，解放前他对孙中山、宋庆龄那样称呼是完全正常的，除非不出他的选集，要出就是回避不了的，本来也无所用其回避的。但是，这种常识范围内的道理，在政治运动中完全无用，正如陈迩冬自己所说“不可以口舌争”，他还是被批判了，他也不得不一再检讨了。还有一次陈迩冬检讨道：“我这才认识到，资产阶级整个就是要不得的。不但应该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就连柳亚子这样的资产阶级左派，我没有同他划清界限，所以才犯了错误。”这样的检讨，骨子里实在可以说是抗议，当时主持批判会的人赶快说：“不要扯什么右派左派，你还是说说这个‘国父国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
陈迩冬所谓“应该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是有所指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先生被错划为“右派”，陈迩冬一向同他来往较多，陈铭枢先生作为全国人大常委考察北京教育界情况的一份报告，被指为“向党进攻”，据说陈迩冬曾为帮助准备这个报告，参加过一些意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顾学颉、李易等几个朋友，筹备出版古典文学研究刊物《艺文志》事未成，却被指为“同党所领导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唱对台戏”，都被打成“右派”。陈迩冬并未参加筹备，但同事请他任主编，他同意了。
有这两件事，倘在一般单位，早被打成“大右派”而有余；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是古典文学编辑室，也许因为“右派”已经打得太多，政策上要略示区别对待，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微妙的原因，陈迩冬是幸免了，当时只要检讨一下“同右派未划清界限”便让他过了关。
至于是否定为“内控右派”，或内部定为“中右”，则不得而知。到了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找上了他，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也可以说是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陈迩冬，1913年出生。
1926年就读桂林桂山中学。
1929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同年陈迩冬高中未毕业，因父亲经商破产而辍学，曾任小学和简易师范教员。
1935年考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1936年9月师专并入广西大学。
1937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文法学院。
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1949年初，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转移到香港。同年5月，应中国第一届文代会之邀，自香港到了北京。10月1日他参加开国大典后，应山西大学校长邓初民之邀，前往太原，任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九纹龙》，历史剧剧本《战台湾》诗集《最初的失败》，传记文学《李秀成传》等。与聂绀驽、黄苗子、舒芜等交往甚密。
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轼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普及读物《苏东坡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另有《闲话三分》等论著行世。
1987年10月间，参加北京鲁迅博物馆等三单位召开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
199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