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开元十三年（725年），青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李白“有仙风道骨焉，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后改为《大鹏赋》），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李白诗中还有一首《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据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序》云，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后人认为可能就是这首《临路歌》，“路”或为“终”之误写。可见李白终生引大鹏自喻之意。按此诗语气直率不谦，故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诗题解。

　　前四句中李白以大鹏自比。大鹏是《庄子·逍遥游》中的神鸟，传说这只神鸟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翅膀拍下水就是三千里，扶摇直上，可高达九万里。大鹏鸟是庄子哲学中自由的象征，理想的图腾。李白年轻时胸怀大志，非常自负，又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心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这只大鹏即使不借助风的力量，以它的翅膀一搧，也能将沧溟之水一簸而干，这里极力夸张大鹏的神力。在这前四句诗中，诗人寥寥数笔，就勾划出一个力簸沧海的大鹏形象——也是年轻诗人自己的形象。

　　诗的后四句，是对李邕怠慢态度的回答：“世人”指当时的凡夫俗子，显然也包括李邕在内，因为此诗是直接给李邕的，所以措词较为婉转，表面上只是指斥“世人”。“殊调”指不同凡响的言论。李白的宏大抱负，常常不被世人所理解，被当做“大言”来耻笑。李白显然没有料到，李邕这样的名人竟与凡夫俗子一般见识，于是，就抬出圣人识拔后生的故事反唇相讥。《论语·子罕》中说：“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两句意为孔老夫子尚且觉得后生可畏，你李邕难道比圣人还要高明？男子汉大丈夫千万不可轻视年轻人呀！后两句对李邕既是揄揶，又是讽刺，也是对李邕轻慢态度的回敬，态度相当桀骜，显示出少年锐气。

　　李邕在开元初年是一位名闻海内的大名士，史载李邕“素负美名，……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传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对于这样一位名士，李白竟敢指名直斥与之抗礼，足见青年李白的气识和胆量。“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权贵，平交王侯，正是李太白的真正本色。

　　《夏夜叹》描写的是窗下纳凉的情景，开始两句就是对酷暑的控诉：“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然后就是对清凉的期盼：“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后面就是他纳凉时的情形，接着是由此的所思：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局势动荡，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这四句感叹白日漫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夜晚，酷暑难耐，使杜甫的心情烦躁。他希望能够唤来万里长风，疏解夏日的燥热。这几句日暮思风，引起下面八句的夜景。

　　“昊天出华月”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夏日夜凉之景：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杜甫感叹仲夏之夜太过于短暂，白日漫长。他的诗真是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啊，夏日的夜晚哪里是微凉啊，只能说不是很热罢了，要是夜再长一些，也许会凉快点儿！他打开窗户，能看到夜色下的细微之物、昆虫振翅飞翔。于是，他便由此联想到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物情各适，起下文征人。

　　“念彼荷戈士”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夜热之感。杜甫由景联想到人，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想到他们的痛苦，炎炎夏日怎么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只能无可奈何！他们整夜在敲击刁斗忙于警戒，虽然身穿官服，却还不如早日回到故乡。

　　“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末四句乃夜触所闻，而伤叹世事也，他期盼着太平盛世。在此时，他似乎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西塞山，在今湖北省黄石市东面的长江边上。岚横秋塞，山锁洪流，形势险峻。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表明速度之快。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势如破竹，一方则是闻风丧胆，强弱悬殊，高下立判。第二联便顺势而下，直写战事及其结果。东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凭借长江天险，并在江中暗置铁锥，再加以千寻铁链横锁江面，自以为是万全之计，谁知王濬用大筏数十，冲走铁锥，以火炬烧毁铁链，结果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直取金陵。“皓乃备亡国之礼，……造于垒门”（《晋书·王濬传》）。第二联就是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段历史。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标题的意思为“劝酒歌”，内容多是咏唱喝酒放歌之事。这首诗约作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他当时和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老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作客，作者正值仕途遇挫之际，所以借酒兴诗，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抒发。在这首诗里，李白“借题发挥”，借酒消愁，感叹人生易老，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

　　这首诗十分形象的体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性格：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热情豪放，“天生我才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全诗气势豪迈，感情豪放，言语流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李白咏酒的诗歌非常能体现他的个性，思想内容深沉，艺术表现成熟。《将进酒》即为代其表作。

　　诗歌发端就是两组排比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如此波澜壮阔的现象，必定不是肉眼能够看到的，作者是幻想的，言语带有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一涨一消，构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苦短，而又不直言，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神态宛如画出。将人生由青春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之事，把原本就短暂的说得更为短暂，与前两句把原本壮阔的说得更为壮阔，是“反向”的夸张。开篇“以河之水一去不复返喻人生易逝”，“以黄河的伟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这个开端可谓悲感至极，却又不堕纤弱，可以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方法作者经常用，比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是篇首或篇末偶尔用），又使诗句感情色彩大增。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三首·其二》）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但并不就此消沉。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鼓掌赞叹的好句子。“有用”而且“必”，非常的自信，简直像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需要大写的。于是，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透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入世的积极的态度。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应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破费又算得了什么！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这足以令所有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的豪举。所以此句是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以得其万分之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罢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么豪壮的诗句！至此，狂放之情趋于高潮，诗的旋律加快。“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几个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诗歌节奏富于变化，而且使我们似乎听到了诗人在席上频频地劝酒。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对手，不但“忘形到尔汝”，诗人甚至忘了是在写诗，笔下之诗似乎还原为生活，他还要“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以下八句就是诗中之歌了，这纯粹是神来之笔。

　　“钟鼓馔玉”即富贵生活（富贵人家吃饭时鸣钟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诗人却认为这“不足贵”，并放言“但愿长醉不复醒”。诗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转而为愤激。这里不仅是酒后吐狂言，而且是酒后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当位极卿相，飞黄腾达，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说富贵“不足贵”，乃是出于愤慨。以下“古来圣贤皆寂寞”二句亦属愤语。诗人曾喟叹“自言管葛竟谁许”，说古人“寂寞”，其实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寂寞”，所以才愿长醉不醒了。这里，诗人是用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说到“唯有饮者留其名”，便举出“陈王”曹植作代表。并化用其《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古来酒徒很多，而为何偏举“陈王”，这又与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开，他心目中树为榜样的都是谢安这些高级人物，而这类人物当中，“陈王”曹植与酒联系得比较多。这样写便有了气派，与前文极度自信的口吻一贯。再者，“陈王”曹植于曹丕、曹睿两朝备受猜忌，有志难展，也激起诗人的同情。一提“古来圣贤”，二提“陈王”曹植，满满的不平之气。此诗开始似乎只涉及人生感慨，而不染指政治色彩，其实全篇饱含了一种深广的忧愤和对自我的信念。诗情之所以悲而不伤，悲而能壮，即根源在此。

　　刚露一点深衷，又说回酒了，而且看起来酒兴更高了。以下诗情再入狂放，而且愈来愈狂。“主人何为言少钱”，既照应“千金散尽”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后一番豪言壮语：即便千金散尽，也不惜将名贵宝物“五花马”（毛色作五花纹的良马）、“千金裘”（昂贵的皮衣）用来换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须知诗人不过是被友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当马，令人不知谁是“主人”，浪漫色彩极浓。快人快语，非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出此。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犹未已，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更其深沉。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结尾，显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观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笔不办。

　　《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它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全篇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这诚然与夸张手法不无关系，比如诗中屡用巨额数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等等）表现豪迈诗情，同时，又不给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那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此外，全篇大起大落，诗情忽翕忽张，由悲转乐、转狂放、转愤激、再转狂放、最后结穴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气势，亦有曲折，纵横捭阖，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写法，又有鬼斧神工、“绝去笔墨畦径”之妙，既非鑱刻能学，又非率尔可到。通篇以七言为主，而又以三、五言句“破”之，极参差错综之致；诗句以散行为主，又以短小的对仗语点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马，千金裘”），节奏疾徐尽变，奔放而不流易。《唐诗别裁》谓“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罗隐的这首《黄河》，表面上借用黄河的特点和典故来对其施以赋咏之辞，实则为借事寓意，对唐末昏暗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写照，尤其是大力抨击和讽刺了唐代腐败的科举制度，令士心为之一振。

　　首联“莫把阿胶向此倾”借意于庾信《哀江南赋》：“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其意云，即使用再多阿胶也无法将黄河之浑浊澄清，纯为徒劳无功之举，以此为喻，暗示当时科举取士之虚伪；“此中天意固难明”，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举不胜举，谁能真正明了天意。将讽喻之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言论大胆而尖锐。

　　颔联“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以具体描述黄河之“曲”与“浊”来进一步描画科场黑暗之现实状况。黄河自古即有“九曲”之说，郦道元《水经注》曰：“黄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刘禹锡《浪淘沙》词有“九曲黄河万里沙”，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一高适《九曲词》解题：“《河图》曰：‘河水九曲。’”这里以黄河之“曲”通“银汉”为题，一语双关，所谓“曲”，表面上指黄河河道的蜿蜒曲折，实际上指科举考试中各种见不得人的不正当手段与途径，而“银汉”在古代诗词中常指人主或朝廷，这样看来，一般士人渴望投身仕途之途可谓难于登天，官场科举之腐朽不堪于此更可见一斑。后句中的“昆仑”是古人误解的黄河发源之地，“才出昆仑便不清”，从源头上就是“浊”，此中寓意显而易见，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不公正社会的鞭笞。

　　颈联“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其间包含了两个典故，从具体层面上揭示了封建政治的腐朽。前者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分封群臣时的誓词，意为保王公贵族之爵位永存；后者是张骞寻黄河源头遇仙之事。两句合意，可知一般的寒门士子想要出将入相是比登天还难的。此句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怀才不遇之感也暗含其中。加上尾联的“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一声无奈的感叹，愤意难平，是对上天的控诉，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

　　这首诗切定黄河，而又别有所指，寓言写物，巧妙贴切，新警深刻，构思独特。诗人对于晚唐混乱黑暗的现实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鞭笞，在此类诗作中很具有代表性。

　　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

　　诗中用大量笔墨刻画慈乌鸟“失其母，夜半啼”的情状，意在倾吐“母慈重”，而自己“未尽反哺心”的无尽愧恨和哀伤。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