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你喜欢
白狼河北秋偏早，星桥又迎河鼓。清漏(lòu)频移，微云欲湿，正是金风玉露。两眉愁聚。待归踏榆(yú)花，那时才诉。只恐重逢，明明相视更无语。
人间别离无数，向瓜果筵(yán)前，碧天凝伫(zhù)，连理千花，相思一叶，毕竟随风何处。羁(jī)栖(qī)良苦，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令夜天孙，笑人愁似许。
白狼河以北的边地，秋季偏早。架于银河之上的鹊桥又将迎来牵牛星。清晰的漏壶滴水声随着时间推移，淡淡的云似乎更湿润了，这正是金风玉露相逢之时。鹊桥那端，织女的双眉忧愁地攒聚着，是要等牵牛踏着榆花归来，才好将心事说与郎听。却又只恐，重逢之时，分明相望却没有了言语。
人间的别离无数，有多少人，在瓜果的筵席前，向着碧空凝望。连理花，相思叶，随风飘散到了何处？羁旅之中的我怀思良苦，却也不及家中妻子，在冷冷清清的空房里，流泪到天明。今夜喜相逢的织女星，笑人忧愁如许。
参考资料：
1、王大奇编．中国历代绝妙好词赏析：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01-01：第291页
白狼河：即大凌河。星桥：指鹊桥。河鼓：即牵牛星。清漏：漏，古计时器。清漏，是将时漏中水之清移来形容时漏本身。金风玉露：化用李商稳的《辛未七夕》诗和秦观的《鹊桥仙》词。待归踏榆花：用唐诗人曾虎《织女牵牛》诗典故：“欲将心就仙郎说，借问榆花早晚秋。”
瓜果筵：古代妇女在七夕时，常在庭中供上瓜果以庆祝牛郎织女相会。连理：连理树，比喻夫妇恩爱深重。相思一叶：用红叶题诗的典故。曙：天亮。天孙：织女星别名。
纳兰性德虽为康熙皇帝的近侍和权相明珠的长子，但他性情淡泊，把自身的处境和地位看作是难以摆脱的束缚。他和卢氏结婚后，伉俪情深，常以扈从皇帝出巡不能与妻子团聚为苦，所谓“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画堂春》、《台城路》）正是诗人远在塞外，又适逢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触景生情，而对夫妻相思之苦的抒写。
词的上片写天上牛郎织女相会。关于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最早大概见于《荆楚岁时纪》：“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积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缍。天帝怒，遂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后来，人们又进一步敷演为更富有民间色彩的爱情故事。又因织女善织缍，妇女们便于七夕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以乞巧，遂成为习俗。七夕夜，牛郎织女尚且要团聚，而词人却和爱妻天各一方。此时此景，怎能不引起无限的愁思，所以词人笔下的牛郎织女相思，以及想象中他们相会的情景，都揉合了诗人自身的生活体验。
词的下片，由上片牛郎织女的会合而推及到人间。“人间别离无数。”词人把自身置于天下无数有情人不能团聚者之列，在抒写离散的悲苦中融入了对现实的揭露和控诉。“向瓜果筵前，碧天凝伫。”独守空闺的思妇，哪有在瓜果筵前乞巧的心绪呢，她们凝望碧空，羡慕牛郎织女还有相会之时，而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恋人，他又在何方？她们不能不发出痛苦的质问：“连理千花，相思一叶，毕竟随风何处？”“连理”，树枝或树干长在一起的两棵树，比喻夫妇之爱。“相思一叶”，指唐代书生于祜和宫女韩氏在红叶上题写相思诗句，通过御沟流水传递，而后终偕良缘的故事（宋张实《流红记》）。然而，这传说中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太少了。“连理千花，相思一叶”，到底都随风飘飞到哪里去了？在这无数的思妇之中，自然也有诗人的爱妻卢氏在内。所以，词人紧接着把笔锋转向自身。“羁栖良苦”，被王事羁绊、栖寄他乡实在太苦了。而爱妻呢，“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料想在我未回去的空房里，夜阑香冷，彻夜不眠的妻子把枕头都哭湿了。“冷香”，富贵人家的闺房常用香料熏染。性德《青玉案·宿乌龙江》：“料得香闺香正彻。”指的就是香料的香气。初睡时浓郁的香气随着黎明的到来，飘散得很淡薄了，所以说冷香。“今夜天孙，笑人愁似许！”今夜和牛郎相会的织女，也会讪笑人间这样多的离愁别绪。“天孙”，织女星的别名。诗人通过想象，反衬出人间夫妻离别之恨尤胜于牛郎和织女。
全词通过想象，把真挚浓烈的情感凝结于美丽哀婉的神话传说之中，把自身夫妻相别之恨、相思之苦推及于天下离散的有情人，使词的意境更为深远。语言鲜明生动，无论是描景、写情、用典、叙事，皆如清水芙蓉，清新自然，毫无雕饰痕迹。
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zào)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lüè)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与棠(táng)。”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 春天，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民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军事等大事上，或者所用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那么，国君就不要亲自去接触它。国君是把民众引向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人。所以，讲习大事以法度为准则进行衡量，叫做‘轨’，选取材料制作器物以显示它的文彩，叫做‘物’。事情不合乎轨物，叫做乱政。屡屡乱政，这就是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猎活动，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并（借这个机会）讲习军事。每三年演练一次，回国都要对军队进行休整。并要到宗庙进行祭告，宴饮庆贺，清点军用器物和猎获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要（使车马服饰旌旗等）文彩鲜艳，贵贱分明，等级井然，少长有序：这都是讲习大事的威仪啊！鸟兽的肉不能拿来放到祭祀用的器具里，皮革牙齿骨角和毛羽不能用来制作军事器物，这样的鸟兽，君主就不会去射它，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一般器物的材料，这都是仆役们去忙活，有关官吏按职分去管理的事，而不是君主所应涉足的事。”
隐公说：“我准备到那里去巡视。”于是就去了（棠地），让渔民把各种渔具都摆出来捕鱼，他在那里观赏。僖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
《春秋》上说：“隐公在棠地陈设渔具。”（这是说他棠地观鱼这一行为）不合礼法啊，并且说他去的地方远离国都。
译注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站。
故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shòu)，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鸟兽之肉不登于俎(zǔ)，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zào)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春：指鲁隐公五年（前）春季。公：指鲁隐公。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在位。按《春秋》和《左传》的编著体例，凡是鲁国国君都称公，后边《曹刿论战》等篇均如是。鲁国是姬姓国，其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其地在今山东西南部。如：往。如：往。棠：也写作唐，鲁国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鱼：通“渔”，动词，捕鱼。臧僖伯：鲁孝公之子鲁惠公之兄鲁隐公之伯父，名彄（又作“驱”“弓区”）（kōu），字子臧，封于臧（今郯城县），伯为排行，僖是谥号。丗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达（臧哀伯或臧孙达），达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臧文仲），辰是臧僖伯曾孙。讲：讲习，训练。大事：指祭祀和军事活动等。材：材料，原料。器用：指祭祀所用的器具与军事物资。举：指行动。纳：纳入。轨物：法度和准则。度：计量。量：轨则，法度。章：通“彰”，彰明，发扬。采：物之有华饰者又彩色也，五彩相间曰采。亟：多次，屡次。春蒐：指春天打猎。蒐，搜寻，谓搜寻不产卵未怀孕的禽兽。夏苗：指夏天打猎，谓捕猎伤害庄稼的禽兽。秋狝：指秋天打猎。狝，杀，谓顺秋天肃杀之气，进行捕猎活动。冬狩：指冬天打猎。狩，围守，谓冬天各种禽兽都已长成，可以不加选择地加以围猎。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云云，说明我们的先民在狩猎活动中已有生态平衡意识，也同时说明大凡有组织的狩猎活动，都带有军事演习的性质，并不单单是为狩猎而狩猎。治兵：指练兵比武等军事演习活动。振旅：整顿部队。饮至：古代的一种礼仪活动。凡盟会外交和重大军事行动结束以后，都要告于宗庙，并举行宴会予以庆贺。军实：指军用车辆器物和战斗中的俘获等。昭：表明。文章：服饰旌旗等的颜色花纹。登：装入，陈列。俎：古代举行祭祀活动时用以盛牛羊等祭品的礼器。射：激矢及物曰射。山林：材木樵薪之类。川泽：菱芡鱼龟之类。资：材资也。皂隶：本指奴隶，这里指做各种杂务的仆役。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