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报恩寺读东坡石刻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你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你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诗，又理解了你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

　　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你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你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你还在面前，竟忘记了你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你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你的情况了，而你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全部送给你。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你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你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唉！计划没有实现，你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你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