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新恩·樱桃落尽春将困

　　这首词从重阳习俗写作者的秋愁。词的上片和下片浑然一体，确实不好明确分开。词的开头二句先写“秋光留不住”，首先就为全词定下了悲愁叹惋的基调。作者在词里的景物描写很充分，从“红叶”满阶到“重阳”登高，既有“茱萸香坠”，也有“紫菊气飘”，时看“晚烟笼细雨”，时闻“新雁咽寒声”。这些景物描写，虽然也有些许欢乐热闹的，如重阳登高，佩茱萸以驱邪等，但更多的却是“红叶”、“晚烟”、“细雨”、“新雁”等引人怅恨的凄冷景象，再加上作者有意点染的“暮”、“咽”等情状，一幅晚秋的悲凉气氛便笼罩了全篇，也十分自然地引出“愁恨年年长相似”的哀叹和感慨。

　　“愁恨”是悲秋的内容，但是在这首词里，它的表现更为自然婉致。李煜词多有以情见景的写法，但这首词他用的却是以景见情的方式。整首词大部分都是在写景，都是在营造氛围，只是到了最后才点明主旨。这种写法铺垫充分、自然流畅，如大浪远来，初见微澜，至岸方崩石裂云，有石破天惊之感，这种笔法在写景抒情时当为借鉴。但是在这首词中，李煜仍不免有以情见景之嫌，所以整词情调不明快，悲愁感伤的气氛稍浓。

　　上片是这位少妇从闺中往外看所见到的景象。暮春时节，一阵微雨过后，几点凋残的花朵因被雨水沾湿在花枝上，所以还没有随风飘落，似乎是留恋这美好的春光，依依不忍离去。淡淡的斜晖，透过一带疏篱把她最后的光辉洒向大地，也洒向残红。光和色的交映，这暮春、残红、黄昏、落照，对于这位忍受着青春消逝与闺房寂寞的少妇，是一种敏感的刺激；不能不勾起她内心难以言状的感触。

　　但春天毕竟是美好的，充满活力的。勤劳的蜜蜂在百花丛中穿来穿去，带着采集的花粉的芳香满意地回到蜂窝。它有了收获，有了成果，它不再期待什么了，这与少妇的正在期待构成心理上的对比，更增添了少妇春闺怀人的空虚感和寂寞感。写景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过片，少妇的目光由室外转向室内。空间的转移，使她的情绪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金屋无人风竹乱，衣篝尽日水沉微。”“金屋”，借用汉武帝金屋藏娇故事，这里借指华丽的房屋。“衣篝”，指薰衣的薰笼。“水沉”，即沉水香，一种名贵的香料。黄昏时候，斜晖静静地照着这座华丽的房子，室内空荡荡地，除了这位少妇外，寂静无人，静得可怕。只有风吹竹影，参差摇曳。乱，摇曳不定的样子。薰笼里的沉水香已燃了一整天，只剩下残烟袅袅，缕缕余香。女主人公无精打采，懒得再去添香。竹影摇曳不定，也搅动着这位少妇的心旌，使她心神不定，意绪撩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摇曳不定的竹影，这若有若无的香烟，更烘托出金屋的空荡、寂寞。

　　经过前面对室内室外环境的渲染、烘托，静态与动态的交互作用，这位终日寂寞地困守金屋的少妇，由眼前的春暮花残、黄昏落照所引起的青春消逝、惆怅空虚的情怀，已不难体会。结句似应仍从闺中少妇着笔，进一步深化主题，但作者却不然，而是到第五句一笔顿住。第六句转向用作者与读者的口气代闺中少妇剖白内心世界：“一春须有忆人时”。春天过去了，花也凋残了，游蜂也开始酿蜜了，沉香也快燃完了，寂寞地困守金屋的少妇也该是怀人的时候了。结句轻轻点明怀人，如画龙点睛，使全篇皆活了，这是作者用笔妙处。

　　唐代诗人刘方平一首《春怨》诗：“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主题、情景都与此词相类似，而比较起来，此词抒情笔触更为细腻，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摇曳多姿，更富于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思妇词，描写女主人公相思难解的愁苦，当是李煜前期的作品。

　　词的上片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首句写景，描绘的是一幅凄冷孤寂的画面：花已落尽春已去，冷月当阶人独在，花难解语，月亦无声，闺中伊人，孤苦相伴。面对此情此景，闺中少妇的眼里似乎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也已年华将逝、无人慰藉的凄冷境遇和未来。所以二句直接写人，写出一个愁容不展、孤苦寂寞的女子形象。一个“愁”字，既照应了首句景色描写的用意，也点出了女子此时此刻的心境。本来落花满地、冷月当空就是最易引人伤怀念远的景象，而此情此景中女子的愁思更不是无端而发，而是有原有因的。片尾一句就是这一愁思的缘由。“远”字不仅有时空上的概念，而且有程度上的意义。时间越久，愁思越长，相距愈远，别恨愈深。也许是“去年今日”相别离，但此愁此恨却已绵绵不止，愈扯愈长了。说“还同”，其实还不相同，去年今日是新愁，但今年今日却已是旧愁新恨都在心头，愁更切，恨更深。

　　词的下片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自古道，“女为悦己者容”，而此时，女子的容颜不整就更真实地展示出了她被相思折磨得十分愁苦的心境。《诗经·`卫风·伯兮》中有：“自伯之东，首为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种情怀无人能解，也无人安慰，因为相爱的人不在身边。所以女子不由自主地越思越痛、越想越难、越愁越苦，禁不住珠泪潸然，“泪沾红抹胸”。到此处，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为情所困、为愁所苦的声行容貌已鲜活可见，跃然纸上。结尾两句既是写实，又有寓意。一方面，相思之苦无可解，也许一醉解千愁，写出了女子愁苦无依、无可奈何的心情，算是给女子的相思有了一个解脱。另一方面，作者不是要为女子释去情苦，而更多的是进一步渲染女子恨情愁绪。“何处相思苦？”也就是说：最苦的是哪一处、哪一种情形？不是别的，而是“纱窗醉梦中”，梦中醉眼相见，也许欢情无限。可惜梦醒之后，无限欢情转眼成空，不但慰藉不了丝毫，反而因梦中的欢会而更加平添许多愁怨，所以最苦是梦中。这二句以设问写出，寓意丰富，含蓄蕴藉，女子的愁思怨情被表现得淋漓酣透。

　　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假容颜举止为画笔，于相同中见不同，虚实相映、生动感人。虽然思想格调并不高远，但笔意含蓄、手法高妙，艺术上的造诣较高。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