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女儿诔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攻入长安，僖宗出逃成都，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目赌长安城内的变乱，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离开长安的第二年，中和三年（883年）在东都洛阳，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自述”，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

　　《秦妇吟》无疑是我国诗史上一才华横溢的长篇叙事诗之一。长诗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有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白居易曾被称为“长恨歌主”并称佳话。其风靡一世，盛况空前。然而这首“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俞平伯）的（秦妇吟），却厄运难逃。由于政治缘故，韦庄本人晚年即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北梦琐言》）。后来此诗不载于《浣花集》，显然出于作者割爱。至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不见其诗。至近代，《秦妇吟》写本复出于敦煌石窟，真乃天幸。

　　从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冬到公元883年（中和三年）春，即黄巢起义军进驻长安的两年多时间里，唐末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同时达到了转折点。由于农民领袖战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军的疯狂镇压，斗争残酷，而百姓蒙受着巨大的苦难和悲惨的牺牲。韦庄本人即因应举羁留长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他便成为这场震撼神州大地的社会巨变的目击者。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他离开长安的第二年，即中和三年，在东都洛阳创作了这篇堪称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诗。在诗中，作者虚拟了一位身陷兵中复又逃离的长安妇女“秦妇”对邂逅的路人陈述其亲身经历，从而展现了那一大动荡的艰难时世之各个方面。总之，《秦妇吟》既是一篇诗体小说，当然具有纪实性质。全诗共分五大段。首段叙述诗人与一位从长安东奔洛阳的妇人（即秦妇）于途中相遇，为全诗引子；二段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前后的情事；三段写秦妇在围城义军中三载怵目惊心的各种见闻；四段写秦妇东奔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末段通过道听途说，对刚刚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结尾。

　　《秦妇吟》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了农民军初入长安引起的动乱。毫无疑问，在这里，作者完全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场，是以十分敌视的态度看待农民革命的。由于戴了有色眼镜，即使是描述事实方面也就不无偏颇，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根据封建时代正史（两唐书）记载，黄巢进京时引起坊市聚观，可见大体上做到井然有序。义军头领尚让慰晓市人的话是：“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而军众遇穷民于路，竟行施遗，唯憎官吏，黄巢称帝后又曾下令军中禁妄杀人。当然，既是革命，便难免流血；加之队伍庞大，禁令或不尽行，正如《新唐书·黄巢传》所记载“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总或不免。而韦庄却抓住这一端作了“放大镜”式的渲染：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琨琨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秦妇”的东西南北邻里遭到烧杀掳夺，几无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个长安城就只有嘶杀声与哭喊声。由于作者把当时的一些传闻，集中夸大，不免失实。但是，就在这些描述中，仍有值得读者注意的地方。在农民起义风暴的席卷下，长安的官吏财主们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仇视恐惧心理，得到了相当生动的再现。在他们眼中，不仅起义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就连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沿袭封建朝廷之制度，也是令人作恶的：“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半是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诗中表现的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心理，可谓入木三分。这段文字，却从另一个角度，生动地反映出黄巢进入长安后的失策，写出农民领袖是怎样惑于帝王将相的错误观念，在反动统治阶级力量未曾肃清之际就忙于加官赏爵，作茧自缚。由此发现诗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它还写到了农民起义军是怎样常处三面包围之中，与官军进行拉锯战，虽经艰苦卓绝的奋争而未能解围；他们又是怎样陷入困境，自顾不暇，也就无力解民于倒悬，致使关辅人民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以及他们内部藏纳的异己分子是如何时时在祈愿他们的失败，盼望恢复失去的天堂。而这些生动形象的史的图景，是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它们体现出作者的才力。

　　正如上文所说，《秦妇吟》是一个动乱时代之面面观，它的笔锋所及，又远不止于农民军一面，同时还涉及了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韦庄在描写自己亲身体验、思考和感受过的社会生活时，违背了个人的政治同情和阶级偏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诗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们的罪恶有甚于“贼寇”黄巢。《秦妇吟》揭露的官军罪恶主要有二：其一是抢掠民间财物不遗余力，如后世所谓“寇来如梳，兵来如篦”。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控诉说：“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如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其二便是杀人甚至活卖人肉的勾当。这一层诗中写得较隐约，陈寅恪、俞平伯先生据有关史料与诗意互参，发明甚确，扼要介绍如下。据《旧唐书·黄巢传》，“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四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秦妇吟》则写道：“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而这些人肉的来源呢？诗中借华岳山神的引咎自责来影射讽刺山东藩镇便透漏了个中消息：“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俞平伯释云：“筵上牺牲”指三牲供品；“无处觅”就得去找；往哪里去找？“乡村”，史所谓“山寨百姓”是也。“诛剥”，杀也。“诛剥生灵过朝夕”，以人为牺也，直译为白话，就是靠吃人过日子。以上云云正与史实相符。黄巢破了长安，珍珠双贝有的是——秦妇以被掳之身犹曰“宝货虽多非所爱”，其他可知——却是没得吃。反之，在官军一方，虽乏金银，“人”源不缺。“山中更有千万家”，新安如是，长安亦然。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于是官军大得暴利。

　　凡此两端（抢掠与贩人），均揭露出封建官军与人民对立的本质。而韦庄晚年“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及其僚属，亦在此诗指控之列。陈寅恪谓作者于《秦妇吟》其所以讳莫如深，乃缘“志希免祸”，是得其情实的。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这首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杜甫没有这种七言长篇史诗，唯白居易《长恨歌》可以譬之。但《长恨歌》浪漫倾向较显著，只集中表现两个主人公爱的悲欢离合。《秦妇吟》纯乎写实，其椽笔驰骛所及，时间跨度达两三年之久，空间范围兼及东、西两京，所写为历史的沧桑巨变。举凡乾坤之反覆，阶层之升降，人民之涂炭，靡不见于诗中。如此宏伟壮阔的画面，元、白亦不能有，唯杜甫（五言古体）有之。但杜诗长篇多政论，兼及抒情。《秦妇吟》则较近于纯小说的创作手法，例如秦妇形象的塑造、农民军入城的铺陈描写，金天神的虚构、新安老翁的形容，都是如此。这比较杜甫叙事诗，可以说是更进一步了。在具体细节的刻划上，诗人摹写现实的本领也是强有力的。如从“忽看门外红尘起”到“下马入门痴似醉”一节，通过街谈巷议和一个官人的仓皇举止，将黄巢军入长安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震动，描绘得十分逼真。战争本身是残酷无情的，尤其在古代战争中，妇女往往被作为一种特殊战利品，而遭到非人的待遇。所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秦妇吟》不但直接通过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来展示战乱风云，而且还用大量篇幅以秦妇声口毕述诸邻女伴种种不幸，画出大乱中长安女子群像，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其中“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二句，通过贵家少妇的生活突变，“路上乞浆逢一翁”一段，通过因破落而被骨肉遗弃的富家翁的遭遇，使人对当时动乱世情窥班见豹。后文“还将短发戴华簪”数句虽属漫画笔墨，又足见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闹剧中足悲者。从“昨日官军收赤水”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十数句，既见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志气实力之日渐衰竭，凡此刻划处，皆力透纸背；描摹处，皆情态毕见。没有十分的艺术功力，焉足办此。《秦妇吟》还着重环境气氛的创造。从“长安寂寂今何有”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十二句，写兵燹后的长安被破坏无遗的现状，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一一道来，纤毫毕见，其笔力似在《长恨歌》、《连昌宫词》描写安史之乱导致毁坏的文字之上。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竟使时人惊讶，堪称警策之句。“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洛阳是“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而一个妇人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甚至比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类诗句表现力更强，更细致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恐怖气氛。总之，《秦妇吟》在思想内容上是复杂而丰富的，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在古代叙事诗中堪称扛鼎之作。由于韦庄的写实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他的个人偏见，从而使得此诗在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之后，为唐代叙事诗树起了第三座丰碑。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首诗突出反映了李白反权贵精神。诗长、典故多，不太好懂，但要读懂。王十二：是李白的朋友，他有一首《寒夜独酌有怀》的诗赠李白，李白这首诗是答诗，大约写于天宝八载，这已是李白二入长婆以后的事。全诗可分四段：第一段：“昨夜吴中雪一一且须酣畅万古情”。主要写想象中王十二寒夜独自饮酒怀念自己的情景。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开头两句用王子猷雪夜访戴逵的典故。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王子猷住在吴地山阴，雪夜乘舟去访问好友戴逵，到了门前却不入而返，说是乘兴而去。到了那里潜发了怀念之情，兴尽而返，何必非要去见戴逵呢？王十二与王子猷同姓，前者寒夜怀友，后者雪夜访友，情境相同。这是用王子猷来比喻王十二，比喻这是一个有着美好兴趣的朋友。他忽然美好兴趣大发，一是看到了美景，一是怀念这位老朋友。这句意是，你像王子猷雪夜访好友戴逵那样想念着我，赠给我热情的诗篇。接下去六句是写王十二寒夜独自喝酒的夜景，环境写得很美。“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是说淡淡的云彩从青绿的山峰中飘过，一轮孤单的明月在碧蓝的中天运转。“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说孤月是那样凄冷，银河是那样清朗，北斗星交错闪烁，金星显得分外明亮。这四句是形容寒夜情况：天上万里无云，不仅有月亮、有天河，而且还有北斗星错落有致、长庚星很亮，这是指天上的愚斗。“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蝾。”床指井架栏杆。“玉、金”修饰性说法。这两句说，王十二怀念自己在寒夜里独自喝酒，屋外满地白霜，借着月色可以看到美丽光洁的井架栏杆周围已结下了厚厚的冰层。这段最后两句写作者的感慨。“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飘忽”，非常快、迅速。是说人活在世间，很快就会度过自己有限的—生，姑且以畅饮来寄托万古不灭的情怀吧！这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这段属叙事，指出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同时表明李白的态度。之后便是诗人自己抒情了。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一—有如东风射马耳。”为第二段：写王十二的操行和在社会上所受的冷遇。抨击宠臣、权贵们斗鸡邀宠，杀戮邀功。“君不见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斗鸡”是盛唐时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唐玄宗时宫廷内盛行斗鸡，比胜负。由于宫中盛行这种东西，所以在王宫、贵族、达官贵人家里也相当盛行。由于斗鸡能升官发财，有些人就以斗鸡为业，甚至因善驯养斗鸡而能进皇宫取得荣华富贵。唐传奇中有篇《东城老夫传》，写的就是唐玄宗时斗鸡童贾昌的事(后世又出现斗“促织”的情景)。“狸膏”，狐狸油，鸡怕狐狸，斗鸡时用狐狸油涂在鸡的头上，对方鸡一嗅到气味就逃之夭夭。“金距”，指装在鸡爪上的芒刺，用来刺伤对方的鸡。这两句说，你不会学习那些专门钻营斗鸡耍弄小计的人，他们因斗鸡而得宠，气焰嚣张，飞扬跋扈。这是“一不学”。“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哥舒”指哥舒翰，他挎刀横行青海一带，因血洗石堡而晋升高位。哥舒翰唐玄宗时著名将领。天宝八年与土伯族作战，攻打石堡城时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死的人很多，哥舒翰因此而升官。“紫袍”，唐三品官以上的穿紫色袍。民歌有“哥舒夜带刀”。这句说，你不要靠着战争去厮杀而夺取个人的富贵。这是二不能学哥舒翰。以上四句一方面称赞了王十二的操守，一方面讽刺抨击了斗鸡与哥舒翰之辈，并且指责了宠信他们的唐玄宗。李白这样公开指责哥舒翰，认为他牺牲几万人的性命，夺取石堡城；与斗鸡邀宠一样，都是奉承统治者，以换取欢心的卑鄙勾当。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做的。这两个“不能学”，都是用不正当途径来求取个人功名：一个纯粹是供皇上享乐；一个是穷兵黩武，戍边不止。这在李白看来都是不走正道，都是通过邪恶的途径来求取功名，所以不能走这样的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吟诗作赋”，作文。写了千言万语在这世上不值一杯淡淡的清水。世人听说你吟诗作赋，把头就转过去了。前四句写王十二不能取宠皇上，这四句说他连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成天关在屋里吟诗作赋，其实写的再多，也不值分文，因为世人根本不理踩他，就像是东风吹马耳，怎么吹也无动于衷。李白借写王十二，写了自己以及其它有志之士大致相同的性格、遭遇。“鱼目亦笑我——谗言三及慈母惊”为第三段：是揭露黑白不分，贤愚不辨的社会，暗示朝廷的不明，并抒发自己在遭受排挤、迫害的愤闷。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明月”，指月明珠。这两句用“鱼目混珠”这一成语，说那些鱼目般的世俗小人来讥笑我，还夸他们的贤能像夜明珠似的在世上是稀有的。“骅骝拳踞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骅骝”赤色的骏马，比喻贤能。“拳踞”不得伸展的样子。“蹇驴”瘸腿驴，比喻世俗小人。这两句是，在当今世上，良马般的贤能被压抑得不到温饱，而跛驴般的小人却一个个世运亨通。“《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折杨》《黄华》是古代流行的两首通俗歌曲。“晋君”，春秋时代的晋文公。“清角”相传皇帝所作歌曲，只能演奏给有才能的人听，《韩非子十过》篇说，晋平公德薄，却强迫师旷为他演奏《清角》，招致了风雨大作，晋国大旱三年。这两句说，像《折杨》、《黄华》一类低级普通的歌曲，合乎世俗之人的胃口；晋平公竟然想欣赏高级、高尚的《清角》其不枉然。像晋君那样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高尚、高级的乐曲。这里借晋君暗喻玄宗的无德，不任用贤德之士。这话说的比较激烈了。“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巴人”，指喜欢唱通俗歌曲的士人，《阳春》，阳春白雪，是高雅歌曲的名字。“奇璞”珍奇的玉璞。“璞”是内藏美玉的石头，这是用和氏献璞之事，讽刺玄宗不识人才。这两句说，世俗之人谁肯去唱和曲调高雅的〈阳春白雪〉，听说楚地从来就不识美玉。到这里李白写了两种情况：一个高尚的人、高尚的品格、高尚的才能，在这世上不被承认、不被肯定、不被理解，而那些低下的、卑贱的、不成其才的小人，反而被承认、被肯定、被容纳。他说这些话时那义愤不平之气相当强烈。所以有的地方等于冷嘲热骂。如“骅骝”两句，好马吃不饱不能有所作为，而那瘸腿驴却春风得意。以上八句侧重写贤愚不分的情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以下六句侧重写黑白不分的情事，朋友交道沦丧，毁谤横行，谗毁之风盛行而抒发自己遭谗谏谤的感慨。“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散尽了黄金也不得与世人相交，身为儒生—辈子都被世俗社会所轻视。“一说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苍蝇”比喻谗人，“贝锦”比喻花言巧语。这都是用《诗经》典故，指小人毁谤之声非常喧闹。这两句说，到处都是世俗小人的谗谤声，谈笑间闻之令人失色。“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这—典故出自刘向的《新序·杂事》篇，曾参是孔子的门生，也是有名的孝子。他在郑国时有个同姓的人杀了人，消息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她前两次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去杀人，于是流言越来越多，最后她竟然信以为真，被吓的连忙扔下手中的织布梭，翻墙逃跑了。这里指谗言可畏。这两句说古代贤人曾参怎么会是杀人犯呢？接连三次的谣言，竟然让最信任他的母亲也受到惊吓。以上集中对世风进行批判，揭露世间贤愚不分，贤者遭诽谤，小人得志猖狂。

　　“与君论心握君手”—一结尾，为第四段：是表明谢决官场和仕途。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君”指王十二。这两句说，握着你的手，说句心里话吧，光荣和耻辱对于我来说又算了什么？“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凤麟”指凤凰，麒麟，古时认为是祥瑞之物，孔子曾为凤鸟不至，麒麟被获而伤感，以为自己是生逢乱世，理想落空；董龙是前秦右仆射董荣(小半龙)以谄媚皇上而得宠，这里指玄宗的宠臣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这两句说孔圣人尚且因生不逢时理想难成而忧伤，何况自己呢？最可恨董龙之辈靠媚上而得宠，真是令人不耻的鸡狗。这句谈的是社会权要人物，下边又把自己的念头转到皇帝那里。“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谐”谐调，“恩疏媒劳”借《楚辞·九歌·湘君》“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媒劳”，引荐我的人是徒劳。把我向朝廷、皇帝引荐的人白费了力气。说自己虽被荐举入都，却渐疏于玄宗。“乖”不顺利。“志多乖”，自己志愿不能实现。这两句说，自己生性高傲苦于和世俗不谐调，身被举荐又不被皇上赏识，使胸怀大志无法实现。“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严陵”严子陵的简称。严子陵青年时与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光武帝继位后，他不愿称臣，仍以朋友之礼相见，长揖而不肯下拜。这两句说，当年严子陵既然可以和汉天子平礼相处，我们何必—定要插配佩剑站在玉阶前侍奉皇帝呢？对皇帝虽说的不那么暴怒、十分尖刻，可这话里却委婉表示出对皇帝的不满。那骨子里的傲气，表现得很充分。作者以严子陵自喻，表明无心于朝政，“达也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照映了“荣辱于余亦何有”一句，说，自然做官不见得高贵，做不得官也就不值得忧伤了，为什么？“韩信羞将绛灌比，弥衡耻逐屠沽儿”，“韩信”，汉初诸侯王。“绛灌”，汉初淮阴侯周勃和颖阴侯灌婴。刘邦先封韩信为齐王，后又封楚王，有人告韩信谋反，被降为淮阴侯，与周勃、灌婴同爵，韩信不服，羞于灌、绛同列。“祢衡”东汉末人，有人问他与陈长文等人的交往情况，他轻蔑地说，我哪里肯轻意尾随屠沽儿呢？屠沽儿指杀猪、卖酒的人，封建士大夫以为下贱的人。这两句说，韩信因与绛灌同列而感到羞惭，祢衡以追随下贱的人为耻辱。这里李白自比韩信、祢衡，表示不愿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君不见李北海，英雄豪气今仍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李北海”指玄宗时北海太守李邕。裴尚书，指曾任刑部尚书的裴敦复。他们都被忌贤妒能的李林甫所杀，作者十分感慨地说：你不见在李林甫的屠刀下，李北海当年杰出的作风和豪爽的气度已荡然无存；裴尚书的土坟上已长满了高高的青蒿和荆棘。作者对李林甫之流迫害贤能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同时紧承上两句，欲感到自己不肯同流合污的后果，引出了最后两句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五湖”指太湖、兆湖、鄱阳湖、青草湖、洞庭湖。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国，退隐五湖。李白用这典故，说明自己无心仕途。“钟鼎”指代高官厚禄。这最后两句表明自己决心说：我早年早有浪迹江湖之意，见到李北海、裴尚书的悲惨遭遇，更加坚定了辞绝宦途的决心。

　　在这一段里李白从多方面揭示了辞绝宦途的原因，如对荣辱穷达的看法，傲岸不屈的性格，生不逢时，免遭迫害等等，其中核心是对腐败政治的不满，不甘作权贵的奴仆，与他们同流合污。李白的傲岸正是表现对当时权贵的蔑视，他揭露了权贵们肮脏的灵魂和血腥罪行，怒骂他们是鸡狗。诗人这种襟怀磊落，放荡无羁的精神，给这首诗披上一层夺目的光彩。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征”，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征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征。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征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征。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象的真实写照。蔡文姬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掠掳西去的。

　　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辛源于被掳。她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冰霜凛凛”、“原野萧条”、“流水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徙，住在临时用草筏、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遇，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这首七言古体长诗，通过董大弹奏《胡笳弄》这一历史名曲，来赞赏他高妙动人的演奏技艺，也以此寄房给事（房琯），带有为他得遇知音而高兴的心情。

　　诗开首不提“董大”而说“蔡女”，起势突兀。蔡女指东汉末年的蔡琰（文姬），文姬归汉时，感笳之音，翻笳调入琴曲，作《胡笳十八拍》（拍，等于段）。三、四两句，是说文姬操琴时，胡人、汉使悲切断肠的场面，反衬琴曲的感人魅力。五、六两句反补一笔，写出文姬操琴时荒凉凄寂的环境，苍苍古戍、沉沉大荒、烽火、白雪，交织成一片黯淡悲凉的气氛，使人越发感到乐声的哀婉动人。以上六句为第一段，诗人对“胡笳声”的来由和艺术效果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幽邃的艺术境界。读者要问：如此深挚有情的《胡笳弄》，作为一代名师的董庭兰又弹得如何呢？于是，诗人顺势而下，转入正面叙述。从蔡女到董大，遥隔数百年，一曲琴音，把两者巧妙地联系起来。

　　“先拂商弦后角羽”，至“野鹿呦呦走堂下”为第二段。董大弹琴，确实身手不凡。“先拂”句是写弹琴开始时的动作。古琴七弦，配宫、商、角、徵、羽及变宫、变徽为七音。董大轻轻地拂拭琴弦，次序是由商弦到角弦，意为曲调开始时迟缓而低沉。琴声一起，“四郊秋叶”被惊得摵摵（sh&egrave；设）而下。一个“惊”字，出神入化，极为生动。诗人不由得赞叹起“董夫子”来，说他的演奏简直象是“通神明”，不只惊动了人间，连深山妖精也悄悄地来偷听了！“言迟”两句概括董大的技艺。“言迟更速”、“将往复旋”，指法是如此娴熟，得心应手，那抑扬顿挫的琴音，漾溢着激情，象是从演奏者的胸中流淌出来。

　　董大的指法使人眼花撩乱，那么琴声究竟如何呢？诗人不从正面着手，却以种种形象的描绘，来烘托那凄恻动听的声音。琴声忽纵忽收时，就象空廓的山间，群鸟散而复聚。曲调低沉时，就象浮云蔽天；清朗时，又象云开日出。嘶哑的琴声，仿佛是失群的雏雁，在暗夜里发出辛酸的哀鸣，嘶酸的音调，正是胡儿恋母声的继续。诗到此忽然宕开一笔，又联想起当年文姬与胡儿诀别时的情景，照应了第一段蔡女琴声，而且以雏雁喻胡儿，更使人感觉到琴音的悲切。接着二句，引自然界景物来反衬琴声的巨大魅力。琴声回荡，河水为之滞流，百鸟为之罢鸣，世间万物都为琴声所感动了，这不是“通神明”了吗？其实，川不会真静，鸟不会罢鸣，只是因为琴声迷住了听者，“洋洋乎盈耳哉”，唯有琴声而已。诗人接着指出，董大的弹琴不仅仅是动听而已，他还能完美地传递出琴曲的神韵。侧耳细听，那幽咽的声音，充满着汉朝乌孙公主远托异国、唐朝文成公主远度沙尘到逻娑（拉萨的另一音译）那样的异乡哀怨之情。这与蔡女造《胡笳弄》的心情是十分合拍的。

　　直到“幽音”以下四句，诗人才从正面描写琴声，而且运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幽音”是深沉的音，但一经变调，就忽然“飘洒”起来。忽而象“长风吹林”，忽而象雨打屋瓦，忽而象扫过树梢的泉水飒飒而下，忽而象野鹿跑到堂下发出呦呦的鸣声。轻快悠扬，变幻无穷，怎不使听者心醉入迷呢？

　　这一段，诗人洋洋洒洒，酣畅淋漓，从不同的角度表现董大弹奏《胡笳弄》的情景。由于董大炉火纯青的技艺，蔡女“十八拍”丰富的琴韵得到充分的体现。诗人对董大的赞慕之情，自在不言之中。最后四句，是“兼寄房给事”的。唐朝帝都长安，皇宫面南坐北，禁中左右两掖分别为门下、中书两省。“凤凰池”指的是中书省，青琐门是门下省的阙门。给事中正是门下省之要职。诗没有提人而人在其中，而且暗示其密迩宫庭，官位令人羡艳。最后，诗以赞语作结。房琯不仅才高，而且不重名利，超逸脱略。这样的高人，正日夜盼望着你抱琴而去呢！这里也暗示董庭兰得遇知音，可幸可羡。而李颀对董弹《胡笳弄》的欣赏，以及所作的传神的描摹，自然也非知音莫能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首诗关联着三方面──董庭兰、蔡琰和房琯.写董庭兰的技艺，要通过他演奏《胡笳弄》来写。要写《胡笳弄》，便自然和蔡琰联系起来，既联系她的创作，又联系她的身世、经历和她所处的特殊环境。全诗的特色就在于巧妙地把演技、琴声、历史背景以及琴声所再现的历史人物的感情结合起来，笔姿纵横飘逸，忽天上，忽地下，忽历史，忽目前。既周全细致又自然浑成。最后对房给事含蓄的称扬，既为董庭兰祝贺，也多少寄托着作者的一点倾慕之情。李颀此时虽久已去官，但并未忘情宦事，他是多么希望能得遇知音而一显身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