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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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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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轼.苏轼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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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兴亡多变而石鼓依然自闲,那些大富大贵们不朽也只有一朝。
细细思量万物事理而坐着叹息,人生怎么才能与石鼓那样长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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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指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鲁叟:指孔子。
郁律:屈曲的样子。
画肚:据说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学书法时,常用手指在腹上划写。
韩公:唐韩愈。
“强寻”二句:勉强辨认偏旁,推断其笔画,也只能辨认出其十分之一、二,其它大部分推断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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瘢:疮伤好了之后皮肤留下的斑。胝:手掌或脚掌上因劳动或走路等摩擦而生成的硬皮。跟肘:脚跟和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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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众多的战乱。
轩颉:轩辕(即黄帝)、仓颉。相传仓颉是中国汉文字的始创者,观鸟迹而创文字。唯诺,互相应答之声。此句指石鼓文字与上古苍颉创造的文字同声相求。揖,揖让。冰斯,李阳冰与李斯。李阳冰,唐代书法家,擅长篆书。李斯,秦始皇时丞相,曾取籀文(大篆)简省笔画,作小篆,彀(gòu)毂(gǔ):彀,待哺食的雏鸟;毂,哺乳。此句谓篆文与石鼓文字一脉相承。
周宣:周宣王。鸿雁:《诗经·小雅》篇名,旧注说《鸿雁》一篇是歌颂周宣王使离散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政绩的。籀史:指周宣王时的史籀,史籀作大篆,俗称蝌蚪文。
生耆耈:使老年人得以安生。
徐虏:指春秋时东方的诸侯小国徐国。阚:虎怒吼的声音。航虎:虎。犬戎:春秋时西北方少数民族。随指嗾:使其服贴,听从指挥。
象胥:周代官名,执掌各方少数民族。杂沓:指各方来进贡的少数民族纷纷而至。方召:方叔、召虎,周宣王时大臣,曾先后出征,建立战功,为宣王所赏识。圭:玉制手版。卣:铜制酒器。联翩:连续不断,前后相接。
鼓鼙:擂动战鼓。考击:敲击,指敲打乐器。蒙叟:指盲人乐师。
崧高:《诗经·大雅》篇名,旧注说是尹吉甫所作,颂扬周宣王功高如崧(嵩)山。斯文:指石鼓文。齐:等同。岣嵝:衡山的主峰,在今湖南省衡山市西,相传大禹在此得到金简玉书。
至大:极大。矜伐:夸矜,骄傲。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未远:指周宣王距离周文王、武王时代不远。
周衰:周王室衰落。更:变更。七国:指战国时燕、赵、韩、魏、齐、楚、秦七国。九有:九州。有,通“域”,此指秦国统一天下。
埽除诗书:指秦始皇焚烧天下之书事。诵法律:指实行严酷的法律统治。俎豆:古代祭祀用的器具。陈鞭木丑:陈列刑具。杻,手铐。后句指秦朝抛弃礼仪文治,而施用严刑处罚。
祖龙:指秦始皇赢政。上蔡公子:指李斯。
登山刻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断巡行各地,到处刻石勒铭,夸示其功绩。
四国:秦始皇登上邹峄、琅琊、之罘、碣石诸山,此四处地方春秋战国时分属邹、齐、鲁、燕四国。黔首:指老百姓。秦始皇登之罘山刻石,辞中有“烹灭强暴,振救黔首”之句。
六经:指《诗》、《书》、《易》、《礼》、《春秋》、《乐》。《乐》经今已佚。委灰尘:指被秦始皇焚毁。击掊:击破。
九鼎:相传大禹所铸,象征九州之地,历代相传,奉为传家宝,后沉于泗水。下文“神物”也指九鼎。
污秦垢:染上秦国的污垢。
无乃:莫非。天工:造化的功能。
物理:事物之道理。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在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在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在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在。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在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在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在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在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在,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在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huàn)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pàn)石盘陀(tuó),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jí),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xuē)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我的家乡地处长江初始发生之源头,为官出游却随江水滚滚飘然东入海。
听说此地大潮打起浪头足足一丈高,即使天寒地冻还有沙痕印迹之存在。
中泠泉畔南面巨大石山名号称盘陀,自古以来出没水中追随浪涛和江波。
尝试登上绝高山顶遥望万里外家园,无论江南江北看看都是青山格外多。
羁旅在外乡愁只恐难寻回家之归舟,山上圣僧苦苦挽留欣赏山中之落日。
微微风里波涛万顷阵阵荡漾起细鳞,半天晚霞空中恰似排排鱼尾血样红。
正当此时江中月亮刚刚还在初升起,二更时辰月儿下山天空一片深漆黑。
静静长江江心好似有着一炬火大明,飞腾火焰照得山中栖息鸟儿纷纷惊。
惆怅失然归卧僧舍心中也莫能辨识,不是鬼魂不是生人究竟何处之事物。
江山弥幻而今如此为何还不回家园,江神莫非责怪我的脾性警示太顽固。
感谢江神我得提醒但是实在不得已,家中如有田地不回宁如奔逝之江水。
参考资料:
1、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327-330
2、苏轼著王文诰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307
3、苏轼著曾枣庄注.苏轼诗文词选译:巴蜀书社,1991:16-19
金山寺:在今江苏镇江西北的长江边的金山上,宋时山在江心。
中泠:泉名,在金山西。石盘陀:形容石块巨大。
归楫:从金山回去的船。楫原是船桨,这里以部分代整体。
初生魄:新月初生。苏轼游金山在农历十一月初三,所以这么说。
“江心”一句:或指江中能发光的某些水生动物。
谢:道歉。如江水:古人发誓的一种方式。
这首诗分为三段:
头八句“我家江水初发源”至“江南江北青山多”,写登高远眺,触景生情,勾起乡思,中间八句“羁愁畏晚寻归楫”至“飞焰照山栖鸟惊”,描绘傍晚和夜间江上的景色,末六句“怅然归卧心莫识”至“有田不归如江水”,阐发辞官归田的意愿。这三段分别写游金山寺的所思、所见、所感,表达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思念,对于仕途奔波的厌倦和立意辞官归隐的决心。
该诗以“江水”贯穿首尾作为线索,“乡思”是极力渲染的内容。诗人笔势矫健,全篇舒展自如,写景咏怀,融为一体,波澜浩大,才情横溢。
先看头二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这一开头充满了磅礴气势。苏轼的家乡在四川眉山,古书称长江之水发源于四川岷山。苏轼对源于家乡,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江水感到非常亲切,并且引以为自豪。在古代,“江”指长江,“河”指黄河。所以诗中的“江水”,说的就是长江水,不同于今天的泛称“江水”。一个人失意的时候,心情忧郁的时候,最容易想家。“亲眷眷而怀归兮”,苏轼也是如此。所以当他登高远眺的时候,他的目光一接触到浩荡东流的江水,就会设想逆流而上直到大江的源头,设想天际遥远的可爱家乡,也同时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当他在嘉佑元年(1056年)与父亲、弟弟一起出四川,过秦汉之故都,纵观嵩、华、终南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那时他丰华正茂,意志昂扬。到京都后他得到了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名列进士榜上的第二名,更是踌躇满志,可以说前程如花似锦,然而后来的仕宦生涯却不顺心,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肯与世俗相附炎,而屡遭挫折。他面对眼前波涛起伏的江水,不由得想到自己在宦海中的沉浮。漫长的岁月,竟然把他从江水发源的故乡引到了江水入海的地方,这简直难以思忆。,他感叹自己仕宦不归,就像江水入海不回一样。“宦”,作官。“宦游”,因作官而游历四方。苏轼一反李白“江水送人”的写法,而说“宦游直送江入海”,变成了“人送江水”。笔调新奇,耐人寻味。江水不平,波浪迭起,这正是诗人经历的形象写照。诗人已送走了多少充满风浪的日子,送走了心中多少不平和感慨,而未来就不知如何了。
接下来“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四句,以丰富的想象描述登临所见的壮丽景色。“闻道”说明是听来的,这样“潮头一丈高”乃是作者意念中的形象。枚乘在“七发”中有这样的描写“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而这里,苏轼以“一丈高”画出江浪排空的奇景,巍巍壮观,给人留下了更加鲜明的印象。由于天冷水涸,往时汹涌的潮头如今已经销声,但却并未匿迹,即“沙痕在”。苏轼游金山寺时,已是十一月初,季节入冬,故曰“天寒”。“天寒尚有沙痕在”,尽管时令变迁,可是巨浪卷起的沙痕依然历历可见。这两句是前虚后实,极写江水之气势。妙在从沙痕引起联想,感叹大自然的无穷威力和变化。正是由于诗人驰骋笔墨,不局限于眼前之所见,因而诗中景象扩大,意境雄奇。“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两句,跟前两句倒一下,是前实后虚。作者谈到山水名盛,意在增强诗篇的艺术感染力。“石盘陀”是堆垛在一起的巨大石头,只有在江面上才能看到的奇景。它又引起了作者“古来出没随涛波”的遐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这一堆堆的巨石,水涨而“没”,水落而“出”,依然故我,岂不是历史的见证。诗人心潮起伏,想到自己的仕宦生涯,就像潮涨潮落那样浮沉不定。那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那巍然不动的“石盘陀”正是象征着历尽磨难的诗人不愿顺乎上下而变其操守、变其品德一样。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里鲜明展现了诗人登上金山之巅,向远处家乡深情眺望的生动画面。“试”字见作者思乡心切,明知故土远在天边难以望及,却偏要一“试”。这种执着的想念,是作者厌倦仕宦生活的表现。他满腹的愁怨与不平,希望在登高时泄发,在怀归中忘却。正如王粲《登楼赋》中所写:“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一样,苏轼的远眺,只能是愁上加愁。“江南江北”一句写青山密布,并非泛言景色之美,而是哀叹望乡不见。青山挡住了诗人的视线,“山多”即愁多,苦多也。与《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的描写十分相似。到这里作者的情感得到了有力地抒发。以上八句写的是白天所见的景象,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诗人在所思上极费琢磨,下了功夫。
“羁愁畏晚寻归楫”开始,转入暮景和夜景的刻画,更为奇丽壮观。“羁愁”乃羁旅之愁。作者心怀乡国,到了傍晚旅愁更深,思念更苦。“畏晚”二字传神地表露出诗人的心理,这种心理颇具普遍性。在苏轼之前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不是发出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千秋浩渺的慨叹。在苏轼之后,元代马致远的《秋思》道出了飘泊者无尽的愁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见“畏晚”的心情是羁旅之人常有的,只不过对失意的人来说,“畏”更厉害,“愁”更深罢了。“归楫”指归舟,这是一种借代的手法,用个别借代整体,“楫”是船桨,以之指代船。作者“寻归楫”未成,因为“山僧苦留看落日”。一个“苦”道出了宝觉、圆通二僧的情意,也预示着落日的景象一定十分迷人。果然,江中落日景色美不胜收,诗人用“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这一联对偶刻意描摹。看,微风轻拂,辽阔的江面上泛起了细密的波纹,片片晚霞,在半空中燃烧,那鱼尾般的颜色,火红而艳丽。诗人对风景的观察极为细致,而表达又是那样的生动贴切,上下对仗十分工整,语言锤炼很好。因为“风微”所以水波才像“靴纹”那样细微,而“霞”是断成一片一片的,就像层层叠叠的鱼尾麟,从中放出鲜红的颜色。波之美在水中,是近景;霞之美在天上,是远景,上下相映,水天交融,这是一幅迷人的色彩绚丽图画。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这是入夜以后不同时间的两种景色:一是新月高挂,洒下淡淡的光辉;—是二更时分,月亮消失,一片漆黑。李纪香《饮酒》一说:“月之三日而成魄”,这里是指每月从初三开始,月缺的部位开始明亮起来。是写江面上空为一弯明月所笼罩,使人陶醉在一种迷离恍惚的朦胧美之中,富有诗意。到了二更时分新月消失,天空、江面和金山都是一片漆黑。这漆黑的深夜会使人兴致索然,增添倦意。看来夜景已没吸引人的地方了,这观察即将结束。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突然又出现了奇怪的景象,“柳岸花明又一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这一奇观使诗人惊呆了。那团从江心冒出的光焰,似通红的火把熊熊燃烧,在夜幕下分外耀眼,它照射着金山,惊动了栖息在巢中乌鸦。作者躭心人家说他虚构,特意在诗句下加注“是夜所见如此。”《林无表志》里写到:“海中遇阴晦,波如燃火满海。”这是古人称谓荧火的特异现象。苏轼偶来金山见到了,这叫他惊讶万分。巧妙的是诗人这种心情是通过“栖鸟惊”的描写间接表现出来的。栖住在金山树上的乌鸦都给惊动了,何况感情极其丰富的诗人。
以上八句,先是描绘落日奇观,继而渲染夜幕笼罩的宁静气氛,然后叙述江火燃烧的怪异景象,色彩由明入暗再变亮,场景由动转静复归于动,真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当然,作者并非为写景而写景,江心的火光惊动了他的心灵,引起了他的幻觉:“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怅然”,亦即怅惘,失意、懊恼的意思。这是诗人是目睹奇观,百思不得其解的情绪,也是诗人娱意于山水,仍消除不了苦闷和不平的心理写照。“归卧”,说结束观赏回居室,虽卧在床,但心中难以平静。这团火光,不是鬼也不是人弄出来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墨漆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了熊熊的烈焰,是一种从无生有的景象,因火光的出没而惊心,借助想象,那诗境就由奇转为幻了。这与《后赤壁赋》中苏轼游赤壁归来梦见羽衣道士问“赤壁游乐乎”的描写,具有一曲同工之妙。说明这首诗的由此入幻更妙。面对如此壮美奇异的江山,饱经忧患的诗人自然萌发了辞官归隐的愿望。他用风趣的笔调写道:“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明明是自己斩不断思念故乡的愁绪,却反说“江神”为自己的恋俗不归感到吃惊。一个“顽”字,似乎写自己甘与世俗浮沉,态度实在顽固,实际极力道出了作者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苦衷。前面借栖鸟写自己为江火所惊,这里反过来写江神“惊我顽”——为作者的顽固所惊讶。作者就是以自己怪怪奇奇,出人意料的诗句泄发了自己政治上的苦闷和牢骚。刘西载在《艺概》中说“苏轼长于趣”,确实是这样。在假设了江神惊怪之后,诗人当即辩解,表白了自己的心愿——“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里“谢”不是感谢,而是道歉,表示深深的歉意。“岂得已”也就是不得已,它道出了诗人宦海浮沉,仕途挣扎,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困难处境。末句指江水为誓,说自己置田后一定归隐家园,以对仕宦生活的厌倦和强烈的思乡之情结束全篇。我们看这最后两句说,江神见怪诗人:你为什么还迷恋仕途而不辞官归田?诗人向江神解释:家中实在是没有田产而不能归隐啊!
《游金山寺》以望乡怀归为主旨,写景也好,抒情也好,想象也好,用典也好,都为阐发这一主旨服务,因而韵味深长,颇有特色。这是一首以文为诗,雄健非凡的作品。全诗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两句一联是对偶句外,其余全是散文句式。故“他人抄袭不得”。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
军令未闻诛马谡(sù),捷书惟是报孙歆(xīn)。
但须鸑(yuè)鷟(zhuó)巢阿(ē)阁,岂假鸱(chī)鸮(xiāo)在泮林。
可惜前朝玄菟(tú)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潮廷滥施厚赏收买诸将,中原的财富几乎搜利光。
诸离亮斩马谡军令不见,谎报杀死孙歆以邀厚赏。
只要是贤臣在朝来执政,怎能让藩镇割据逞凶狂。
沧州景州地区战云密布,枯骨已成堆肃杀又荒凉。
参考资料:
1、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135-136
2、尚作恩等.晚唐诗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99-102
东征:指讨伐叛将李同捷的战争。日调:每天征调。万黄金:形容征调财物之多。几竭中原:几乎竭尽中原的财富。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山东的西部和河北、山西的南部。买斗心:指用犒赏来收买、换取将士们的斗志。
马谡:三国时蜀国将领。孙歆:三国时吴国都督。
鸑鷟阁:比喻贤人在朝执政。鸑鷟,凤凰的别名,这里借喻贤臣。阿阁,四面有栋梁和曲檐的楼阁,这里借指朝廷。岂假:怎能容让。鸱鸮:猫头鹰,古人认为它是不祥之鸟,这里喻指叛乱者。泮林:泮宫旁的树林。西周诸侯国设立的高等学府叫泮宫。
前朝:指汉朝。玄菟郡:汉代设置的郡,属幽州。郡治在今辽宁省沈阳市附近。这里借指李同捷据以叛乱的沧州、景州地区,骸:尸骨。莽:密生的草,这里形容尸骨成堆,密如草丛。阵云:战云,杀气。
诗的头两句写唐王朝政策失误。唐朝廷为了抵御藩镇,养了大量的军队,加重搜刮财物作军费,百姓痛苦不堪。唐朝廷对军费的开支很不得当,不是用它训练军队、加强军事设施,而是用它滥施赏赐买取官兵的斗志,结果是得不偿失。诗人在这里批评了朝廷对平定叛乱的战争缺乏有效的措施。三、四句写军纪败坏。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将领的政策,使得将领们对任意违反军令的人不依法严惩,只知道虚报战功,借以得到厚赏。《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二年》记载:“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
五、六句写藩镇割据得以存在的原因。唐王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之乱以后,不曾有改善。在朝廷,宦官擅权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操纵起皇帝废立生死的权力。诗人叹惋朝廷不求贤才辅佐,致使藩镇拥兵抗拒朝命。诗中形象地指出藩镇割据的形成与长期存在,关键在于朝廷内部贤人失位,政事不修。这种看法显然是比较深刻的。最后两句写战后的凄惨景象。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杀掠图。《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三年》记载:“沦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这“积骸成莽阵云深”一句,则形象地描绘出沧、景地区战后的惨状。
这首诗一中间四句连用典故,比喻恰切,讽刺辛辣,正反相间,对照鲜明,还用“未闻”、“唯是”、“但须”、“岂假”等词语加以串联,新颖多变,一气呵成。
钱塘江畔(pàn)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
吴王在时不得出,今日公然来浣(huàn)纱。
钱塘江边是谁的家乡呢?江上的女孩全部都漂亮如花。
好色的吴王统治时她们不敢出门,如今却毫无顾忌地到春江洗纱。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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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彦全,石惟英编著.千首少儿古诗选译.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64
浣:洗濯。纱:棉、丝织物的通称。钱塘江:在今浙江。胜:超过,胜过。
吴王:特指春秋时期吴国的国君夫差。不得出:不能出。因夫差好色,越王勾践曾献美女西施与他,以乱吴国之政。据说西施本是越国的一个浣纱女,故说“吴王在时不得出”。公然:毫无顾忌,公开地。
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
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
当日奸谀(yú)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
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
大厦倾明知道独木难支,却仍然尽全力支撑危局。
秦桧辈如痴儿难办大事,男子汉就要做天下雄奇。
上书日众奸贼心惊胆战,忠义心昭日月人人皆知。
真的能到新州有饭可吃,所到处有天地保佑安居。
参考资料:
1、吕来好编著.古代送别诗词三百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09:第376-278页
2、马世一编著;孙文心,马天牧,马天放等编写.古诗行旅宋辽金卷:语文出版社,2014.08:第225-228页
痴儿:指主张向金议和的秦桧。
奸谀:奸诈谄媚的人。
端能:肯定能。饱吃新州饭:化用黄庭坚“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暗含胡邦衡有和苏东坡一样不幸的命运。
这首从当时的形势赞扬胡邦衡的精神,痛斥秦桧。首句写国势险危,大厦将倾,非一木所支,加个“元”字,是说明知如此,但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撑危局。“拄”和上句“支”字呼应。这两句暗用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来赞扬胡邦衡的忠义。第三句讥刺秦桧,大厦将倾,正是这“痴儿”造成,和首句呼应。因这句诗被欧阳识告密,王庭琏被流放辰州。和秦桧这种痴儿对比,胡邦衡真正称得上男中奇杰。第四句“男子要为天下奇”和第二句相连。所谓奇,就是指“欲将独力拄倾危”说的。第五句回应上一首,因为上书是绍兴八年(1138),而送行诗作于绍兴十二年(1142),所以用“当日”二字,这句话概括上首前四句,写上书的威力。第六句赞扬胡邦衡的忠义,“只心知”反映胡邦衡忠义之心是一贯的,此心包括胡邦衡和诗人自己,这是一层意思,同时也批评朝廷无人敢说话。黄山谷《跋子瞻和陶诗》说:“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赞美苏子瞻磊落坦荡的心怀。这里对此句稍作变动,来安慰和勉励胡邦衡。“”只要能心怀坦荡,像苏轼那样不以迁谪为意,那么不管到哪儿,江山神柢都能保护你平安。这个结尾和上首“汉廷行召贾生还”也相呼应。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
嵩(sōng)阳居士今安否,青眼看人万里情。
天边那团团乌云,饱含着浓浓的雨意,楼前一轮红日,把青山照得多么明丽。
古时嵩山的隐者,如今却在哪里?看重我和他心志相契,万里以外向我传达情谊。
参考资料:
1、张鸣.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27-128
2、宋诗选.刘永生: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70
嵩阳居士:嵩阳,指今河南嵩山、少室山、颖水一带。居士,意即处士,古称有才德而不仕的人。青眼:眼睛正视时,眼球居中,故青眼表示对人喜爱或尊重。
这首诗题为“梦中作”,诗人凭借梦中稍纵即逝的霎时间的清灵的感觉,结合平时的心志,自然倾吐而出,如奔泉之出山,清风之振叶。故诗境特奇,非寻常笔墨所能企及。
前半“天际乌云”两句,表面上写雨后新晴景象,实质是针对时事而发,语意双关,自然合拍,寄意深长。楼头的红日,虽然已经照亮山峰,光明满眼;但天边乌云仍重,依然含有雨意,阴晦风雨,仍然可以随时到来。作者身当北宋中期,北方的契丹(此时已称辽国),西边的夏国,虽然在宋真宗、宋仁宗两朝,先后与辽、夏达成和议,并由宋朝岁给两国大量金银和丝缯,暂得相安,但危机仍存,隐忧犹在。赂敌求和,等于饮鸩止渴,不仅削弱了宋朝的实力,更糟的是壮大了对方,形成不战自困的局势。这西边、北边两个强敌,对宋朝随时都有严重的威胁。正如天际乌云一样,一旦翻滚起来,可能乌天黑日、风雨交加,暂时的晴朗,固然也是可喜的迹象,但晴意未稳,并不足恃。过于乐观,势必铸成大错。
后半“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两句,是作者表明自己心志的活语。在诗里,这两句所表现的是跳跃的感情,作者是文士,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于时局,虽则具有敏感和远见,但是他感叹并未能补救时艰,空有拯时济世之心而无力实现,因而不无遁世高隐之情。作者想到嵩阳那里,因为那是高人逸士所居。古代的高士许由,传说曾隐居过嵩山、颍水之间;唐代的隐逸之士,更多栖身于嵩山、少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集中,就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送于十八落第还嵩山》、《送杨山人归嵩山》等多篇,表明向往嵩山、少室山之意,尤其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那一篇,更能表达李白的心境。元丹丘是位高士,李白曾称他为“丹丘生”。这篇诗的序文说:“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宕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诗中说:“故人契嵩颖,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羡世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嵩山逸人,即指嵩阳居士。蔡襄诗中的后两句,正是运用了李白的诗意。元丹丘是以青眼看待李白的,所以“岩信频及,许为主人”。作者想到宋代当时,像元丹丘那样的高人绝少,而取媚邀宠的人,则到处存在,所以又有欲往无由之叹。诗句说:“篙阳居士今何在?”深致惋惜之情。诗人认为,倘若嵩阳居士仍然存在,他们必然以青眼看人,虽然相隔万里,也是令作者向往的。
全诗从感念时艰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的矛盾心情。诗人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书生,此诗情调是十分切合身份的。诗的语言明丽新警,婉而多风。陈衍认为这首诗有“神助”,是指诗的境界高远,是梦中偶有会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