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州学记

　　本文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对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桃花源中的家庭多为主干家庭（三代同堂），从“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从“男女”、“黄发”、“垂髫”这三个词便可以看出此点。

　　文章的结构也颇有巧妙之处。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读者就会感到隔远，作品的感染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不足为外人道也”及渔人返寻所志，迷不得路，使读者从这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退回到现实世界，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依恋。文末南阳刘子骥规往不果一笔，又使全文有余意不穷之趣。

　　战争题材在《左传》中写得最好，详略得当，而且都有声有色，这篇文章就是一例。曹刿论战以“肉食者鄙”即当官的见识浅薄，不能考虑周全为理论基础，而他的深谋远虑开始的出发点是鲁庄公能否以百姓利益为重，所以他并不看重鲁庄公对侍从施舍小恩惠和祭神的诚实，而非常注重鲁庄公以民情审判大大小小的案件，认为这属于对百姓忠心，可以一战。

　　面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军队，曹刿没有贸然行事，当齐军三次击鼓进军，才建议击鼓，一鼓作气，战胜齐军于长勺，这件事也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左传》对这场战争没有细致的描绘，简单地用曹刿的“未可”“可矣”概括了战争的经过，以便使战前战后的论战更加突出。如果说战前论战体现了曹刿的以民为战争之本的基本战略思想，那么，战后论战则体现了他的战术思想，“一鼓作气”成为作战打仗的经典理论。不过他不是只凭借勇力，“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则体现了他谨慎的态度。

　　本文意在表现曹刿的“远谋”，故紧紧围绕“论战”来选取材料。第一段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强调人心向背是取决于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突出了曹刿“取信于民”的战略思想；第二段简述曹刿指挥鲁军进行反攻、追击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显示曹刿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下文分析取胜原因作伏笔；第三段论述取胜的原因，突出曹刿善于抓住战机，谨慎而又果断的战术思想。全文叙事清楚，详略得当，人物对话准确生动，要言不烦，是《左传》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三国时期，曹魏国力最强，孙吴次之，而蜀汉最为弱小。当刘备病卒于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东）时，他留给诸葛亮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和一个年幼无知、扶不起来的接班人。在这种危难关头，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义承担了蜀汉的全部实际责任，对内严明法纪，奖励耕战；对外安抚戎羌，东联孙吴，积极准备北伐曹魏。经过几年的努力。蜀国力量有所加强，呈现“国以富饶”“风化肃然”的局面，于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以图中原。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地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读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出师表》正是在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这种精神的实质从而表现出这位社稷之臣的全部品格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独特而巨大的感染力。诸葛亮的忠肝义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臣子的大节，普遍受到推崇：而当国家处于危难关头，这种精神更焕发出强大的感召力，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赞颂的“时穷节乃现”，“鬼神泣壮烈”，一封奏疏能千百年被视为“至文”而流传不朽，主要原因在这里。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明白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此文有大量合成词，是出于诸葛亮的首创，不少词经诸葛亮的提炼，后来都用为成语，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损益”“感激涕零”“不知所云（言）”等。

　　该文是根据先前的史书改写的。因先前的史书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而又无新的史料可以补充，所以文章是根据从略的原则对先前史书的有关记载进行改写的。文章篇幅小，仅119字，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

　　该文以对话为主，其他内容均简说或不说。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则只字未提。后文中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详略的安排极其精当。除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该文写的是吕蒙在孙权劝说下“乃始就学”。孙权劝学，先向吕蒙指出“学”的必要性，即因其“当涂掌事”的重要身份而“不可不学”；继而现身说法，指出“学”的可能性。使吕蒙无可推辞、“乃始就学”。从孙权的话中，既可以看出他的善劝，又可以感到他对吕蒙的亲近、关心和期望，而又不失人主的身份。“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是情不自禁的赞叹，可见鲁肃十分惊奇的神态，以他眼中吕蒙变化之大竟然判若两人，表现吕蒙因“学”而使才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长进。需要指出的是，鲁肃不仅地位高于吕蒙，而且很有学识，由他说出这番话，更可表明吕蒙的长进确实非同一般。“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是吕蒙对鲁肃赞叹的巧妙接应。从吕蒙的答话中可见吕蒙颇为自得的神态，吕蒙以当之无愧的坦然态度，表明自己才略长进之快之大。孙权的话是认真相劝，鲁肃、吕蒙的话则有调侃的意味，二者的情调是不同的。其才略很快就有惊人的长进而令鲁肃叹服并与之“结友”的故事，说明了人只要肯学习就会有长进，突出了学习重要性。

　　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中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中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鲁肃的与吕蒙的对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中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吕蒙的谦虚好学，鲁肃的英雄惜英雄，三位一体，足显作者的文笔功架之深厚。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补少言”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现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卜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飒。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谤讥一作：谤议)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

　　【句解】第一次“窥镜”自视，刻画了邹忌的外貌：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逼真地再现了他不无自得的神情。正是有了这点自信。才使他敢于和齐国有名的美男子比“美”。

　　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句解】其心里应该是对自己的美貌充满信心，所以，这第一问的语气应该是充满自信，且沾沾自喜的。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妻子的回答，极赞其美，语态亲昵，饱含偏爱之情。尤其“美甚”二字，将此种神态、心理渲染得淋漓尽致。与后文“私我”呼应。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句解】插笔介绍徐公，说明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为邹忌怕比不上他提供现实依据。

　　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

　　【句解】邹忌对自己的美貌略有怀疑。因此，这句话的语气应带有疑惑，并且急于知道结果。另外，考虑到所问的对象是小妾，因此，语气是严肃，焦虑，急切的。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妾回答，少“君美甚”一句，仍用反问语气，表现了妾低微的地位和畏怯、顺从心理。与后文“畏我”呼应。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句解】邹忌一方面希望妻、妾的回答是可信的，另一方面仍在怀疑。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句解】客回答，因有求于人，故答语婉转，阿谀奉承。与后文“有求于我”呼应。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句解】“窥镜而自视”，自我感觉“弗如远甚”。可见，由“自信”到“自惭”，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句解】妻、妾、客的回答，都肯定了邹忌美于徐公，但邹忌并没有飘飘然，而是在会见徐公后，又经过冷静的思考悟出了妻、妾、客的谬赞是有其原因的，就是“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这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句话也是下文他用暗示、比喻的方法讽谏齐王的基础。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马说》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命题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有人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这句话是错误的。韩愈把它作为语言，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太少。于是作者在下文正面点明主旨，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好的牧马人，而是“祇辱于奴隶人之手”，受无知小人的腌气。这些宝马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不幸、结局悲惨。没有把这些马当做千里马，千里马的死也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千里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透彻，却有很多辛酸痛楚还没有吐露，看似奔放，实则内涵丰富。

　　作者刻画“食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有时欲一展所长却有力无处使，最后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实现不了日行千里的功能，因此待遇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受辱和屈死也就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由于食马者的原因，千里马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责难和惩罚，往往被痛打一顿在待遇上也就越加糟糕（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唐雎不辱使命》记叙了唐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与秦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虽不假修饰，却十分鲜明生动，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