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翟知县瑄之任开化得秋字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第一首诗的首二句揭出诗人与刘梦得的交情深厚。白氏《醉吟先生传》：“退居洛下，（与）鼓城刘梦得为诗友。”又《白氏长庆集》有《刘白唱和集解》，当时诗坛，刘、白并称，因此落笔就写“四海声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绸缪”是表现朋友间的情意殷勤，冠以“百年交分”，更显出二人友情的终生不渝。接下来的四句叙述二人友情的基础。白刘二人都是有志之士，都曾想改变中唐时期的社会局面，重振盛唐时代的雄风，然而命运多蹇，宦海沉浮多年，不幸均遭贬谪，志向不能实现，生活上也极其困顿不堪。所谓“同贫同病退闲日”。这简短的七个字实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他们何以贫病，何以退闲，都意在言外。相同的遭遇奠定了他们毕生的友情。如今一死一生，死者不能复生，生者亦至耄耋之年，他们的交情也经受了真正的考验。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二句分别从政治理想和诗文唱和两个方面描叙了二人志趣相投的友情。前一句诗人自注说：“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使君指刘备，这里借指刘禹锡。刘、白二人都热衷于政治革新，可谓志同道合，故以英雄相推崇。这是二人为友的政治思想基础。后一句则写禹锡诗婉而多讽，其微言大旨，自己能知之。这是指诗文方面白居易也是刘的知音。据说孔子修完《春秋》，曾慨叹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白居易自注说：“《春秋》之旨微而婉也。”

　　诗的感情深挚，语言又简炼，几乎每句话都表现出一个方面的内容。诗人和刘禹锡遭遇相同，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诗文上的互为知音，两人情深意长。而今刘氏去世，一去不返，的确令人悲痛。诗的结尾说：“贤豪虽没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悲壮之中饱含着无限的忧伤和怀念。

　　白居易以沉痛的心情，悼念了同病相怜的老战友。对他和刘禹锡齐名天下，感到无限的自豪和光荣。在第二首诗中他还把自己与刘禹锡看作唇齿相依的关系。一生诗友，百年绸缪；文章虽微婉，而蕴含当时政局中刘禹锡的出处起跌，实有不尽的难言之隐，这一点，白居易能够最深切地体会。在“永贞革新”前后，特别是“永贞革新”以后，白居易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这场改革，对白居易的思想进步促进很大。以后，白居易在人际交往中，即使自己往日的至交，他从不惜个人情谊，予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