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田歌

　　中唐时代，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剥削残酷，因此抒写农民疾苦的题材也成为新乐府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张籍的《野老歌》，就是写一个农家老夫在高额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最后过着依靠拾橡实填饱肚皮的生活。即使这样，他还不如当时被称为“贱类”富商的一条狗。张籍通过这样一个人狗对比的悲惨情形，突出表现了农民的痛苦和当时社会的不合理。

　　开头两句交代人物身份，运用平叙的手法，叙说一位老农，由于家里贫穷，住在山里面，仅仅耕种贫瘠的山田三四亩。这里要问，老农为什么要住在山里面呢？在我们想来，老农既然家贫，他应该到平地乡村或小镇谋生要容易一些，为啥要到难以耕种的山里去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此时社会混乱，统治阶级任意欺压百姓。面对这一切，老农一家逃到深山，这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而官府当差的也不便来此。老农希望住在深山能摆脱这一切。

　　然而“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三四两句说得就是这一情况。老农住在山里面，今年的禾河苗长得稀稀疏疏的的，到头来收成也不好。尽管这样，官家的征税多得要命，那差役隔三差五地跑来征税，最后老农家里连自己吃的口粮全没了。老农很痛心哪，他一年辛苦劳作得来的粮食，有的被官家拿去倒入了库仓，甚至有的被白白浪费“化为土”。这在剥削和浪费的行为，和劳动人民的辛苦贫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两句实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五六句承上两句，说老农辛苦一年到岁末，家里徒穷四壁，没有几样东西，只有老农辛勤劳动的工具——锄犁还在伴随着他。一个“空”字，说明老农辛苦一年一无所获，另一方面说明剥削阶极把老农剥夺的一无所有。为了种那些粮食，老农早出晚归，辛苦劳作一天，到头来自己还没有吃的。无奈之下，老农“呼儿登山收橡实”，呼儿表明老农已年迈，再加上辛苦劳作一天，已无力再上山采橡实吃。“橡实”，乃一草木果实，本非普通食品，乃劳动人民在饥灾发生时临时充腹之品。老农叫儿子登山收橡实，可谓老农贫饿致极，说明劳动人民最后的可怜结局。

　　最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说西江做珠宝生意的大贾，船上载的的珠宝很多，足有百斛，他喂养的犬，长的肥肥胖胖的，浑身都是肉。作者运用叙述的手法，没有发表议论，但把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摆在了面前，一幅是食不果腹的老农，另一幅是奢靡富裕的大贾喂养的肉犬，更为让人深思的，老农的生活还不如喂养的一条犬，可谓悲凉之极，令人感愤不已。

　　全诗运用叙述的手法，给我们呈现出几个老农痛苦的生活的场景。虽然作者没有发表议论，但孕作者的思想于叙述中。全诗的形象对比深刻鲜明，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饥苦，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此诗开头一句的“杨叛儿”，指以古乐府《杨叛儿》为代表的情歌。“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写一对青年男女，君唱歌，妾劝酒。表明男女双方感情非常融洽。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白门，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城门。南朝民间情歌常常提到白门，后代指男女欢会之地。“最关人”，犹言最牵动人心。是何事物最牵动人心呢？——“乌啼白门柳”。五个字不仅点出了环境、地点，还表明了时间。乌啼，是接近日暮的时候。黄昏时分在恋人相会的地方聆听乌鸦苦啼，不用说是最关情的了。

　　“”乌邪归巢之后渐渐停止啼鸣，在柳叶杨花之间甜蜜地憩息了，而“君”也沉醉于“妾”家了，这里既是写景，又含比兴意味，情趣盎然。这里的醉，自然不排斥酒醉，同时还包含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陶醉。

　　“”沉香，即名贵的沉水香。博山炉是一种炉盖呈重叠山形的薰炉。这两句承“君醉留妾家”把诗推向高潮，进一步写男女欢会。男子的醉留，正如沉香投入炉中，爱情的火焰立刻燃烧起来，情意融洽，像香火化成烟，双双一气，凌入云霞。

　　这首诗，形象丰满，生活气息浓厚，风格清新、活泼。古词只四句：“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诗一开头，“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比古诗增添的生动的场面，并制造了笼罩全篇的男女慕悦的气氛。第三句“何许最关人”，这是较原诗多出的一句设问，使诗意显出了变化，表现了双方在“乌啼白门柳”的特定环境下浓烈的感情。五句“乌啼隐杨花”，从原诗中“藏乌”一语引出，但意境更为动人。接着，“君醉留妾家”则写出醉留，意义更显明，有助于表现爱情的炽烈。特别是最后既用“博山炉中沉香火”七字隐含了原诗的后半：“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又生发出了“双烟一气凌紫霞”的绝妙比喻。这一句由前面的比兴，发展到带有较多的象征意味，使全诗的精神和意趣得到完美的体现。

　　李白《杨叛儿》中一男一女由唱歌劝酒到醉留。在封建社会面前是带有解放色彩的。较古之《杨叛儿》，情感更炽烈，生活的调子更加欢快和浪漫。这与唐代经济繁荣，社会风气比较解放，显然有关。

　　“”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得刘猛、李余古题乐府诗数十首，读后感动万分，于是和作了十九首，把他在江陵、通州的所见所闻一一写进这组古题乐府诗里。《田家词》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他“息兵革”的政治主张。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它自始至终几乎完全用农民自述的口吻、用白描的手法叙事，在貌似平和顺从的话语里，表现了农民痛苦的心声，蕴涵着农民的血泪控诉，因而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感人肺腑的力量。再加上短句的安排，叠字的选用，急促重浊的入声字的韵脚，不仅加强了诗的形象性和音乐性，声情和文情更加契合，深化主题，强化了感情，渲染了气氛，而且使这首古题乐府的特色更加鲜明。这正是元稹“颇近讴谣”的代表作。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头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此诗是一篇新乐府，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海人无家海里住”，诗一开始便交代了“海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工作环境。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常下水作业，大部分时间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一个“住”字形象而准确地反映出“海人”的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用字可谓精准。次句“采珠役象为岁赋”对首句作了补叙。“海人”以采珠为业，以交纳赋税为目的。可见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负担何其繁重，工作条件又是何其低劣。“恶波横天山塞路”乃诗人渲染之笔，对前两句作出具体的描绘。采珠之时常常是风大浪急、波涛蔽日，运珠之途常常是山陡路仄，坎坷难行。而“海人”却要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毫无安闲之时。度日非常艰难。以上三句对“海人”采珠纳税的整个过程描绘得层层深入，用语简洁生动，形象鲜明，通俗明晰。

　　末句“未央宫中常满库”是此诗最为精彩之处。与“海人”的无家与未央宫里的珠宝常常填满库房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里写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未央宫中满库房的珠宝竟是“海人”终年辛苦所得，而“海人”却穷困潦倒至“无家”的地步。诗人先以“海人”为描写对象，再现了他们工作条件的艰苦及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结尾处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诗人不予说破，语气含蓄，意在言外，隐含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肆意盘剥劳动人民的无耻行经的强烈讽刺和愤慨。王安石曾这样评价王建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通篇看来，王建的《海人谣》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语言通俗易懂且凝练精悍，极富表现力，有民歌谚谣的色彩，“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风。”（《唐音癸签》卷七引）。通过前三句与尾句的对比，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一出，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丁督护歌》又作《丁都护歌》，是《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旧题。语出《宋书·乐志》：彭城内史徐逵为鲁轨所杀，宋高祖派都护丁旿收敛殡埋。逵的妻子（高祖长女），呼旿至阁下，亲自问殡送之事，每次问就叹息说：“丁都护”，声音很哀惋凄切。后人依其声制了《都护歌》曲。《唐书·乐志》也云：“《丁督护歌》者，晋宋间曲也。”按《乐府诗集》所存《丁督护歌》都是咏叹戎马生活的辛苦和思妇的怨叹。李白用旧题别创新意，与旧题毫无牵涉。只取其声调之哀怨。此诗描写民夫拖船的痛苦，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关于此诗，过去有人以为是咏历史题材，寻绎语意，是不合的。王琦说“考芒砀诸山，实产文石，或者是时官司取石于此山，僦舟搬运，适当天旱水涸牵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劳苦，太白悯之，而作此诗。”运石劳苦，太白悯之而作是对的；但有些教科书注释和原诗首句也有扞格。教科书注者把“云阳上征去”释为李白“自云阳乘舟沿运河北上”。既是能行舟，就不能说“水涸”需“牵挽而行”。社会科学院所编《唐诗选》为圆王说，认为是船工从云阳向上水拖船走去。如从有些教科书所注云，运石之船固然是向上游拖去，但这都是作者乘舟之所见，唯其乘舟溯江而上，沿河向上游拖船之状以及“两岸饶商贾”才能可见。“云阳上征去”是观察点。从“两岸”起至“无由”句都是从这观察点写所见所闻所感。作者对商贾之描写不多，只一句，一句中只着了一个“饶”字，就写出了两岸商业之繁荣，商贾之多，富人生活之富。“饶”者多也，但“多”字替代不得。下面大量的笔墨而是写船工生活。“吴牛”两句形容活之累。《世说新语·言语》：“（满）奋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吴牛即用此典。此典既写出了天气的异常炎热，又含蓄地告诉人们，船工也像吴牛一样在累死累活地干，因此用典之后，诗人满怀感叹地说“拖船一何苦”，“一何”二字下得好，既体现了拖船之苦，又饱含了诗人的无限同情心。五、六句写船工所吃，活累天气热。可连一口清水都喝不上。“不可饮”却得饮，“半成土”也得装壶中。与首二句联系起来，作者用了对比法，商贾的生活与劳工之生活判若泾渭。“一唱”二句写所闻，看到的已使人十分伤心了，可偏偏那哀切的“都护歌”又传入耳中，这位“平生不下泪”的旷达诗人到此也不能不“心摧泪如雨”了。“万人”两句又写所见，这两句是说：石头大且多，从事开凿者数以万计，运送到江边更是一件困难的事。作者由拖船之苦进而想到从石山运送巨石到江边之苦了。末两句说：磐石广大，采之不尽，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会让人民千古掩泪悲叹。作者以“掩泪”作结，加深了全诗的沉痛感。

　　这首诗作者怀着沉痛的心情，以朴质的语言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辛酸的河工拉纤图，透过诗句读者仿佛看见了当时两岸冶游的富商，豪门子弟，瘦骨伶仃的船工；仿佛听到了河工的劳动号子，伤心的歌声，催人泪下的呻吟。透过诗句，读者也仿佛听到了正站在行舟上的年青诗人的发出肺腑的悲叹。此诗的语调是沉郁的，与他平常明快、洒脱的诗句不同。这又代表李诗另一种风格。世称杜工部诗多“沉郁顿挫”之作，此诗即使放入杜集中，也难分出雌雄的。因此，大凡一个集大成的作者，风格总是多样的，不可一概而论之。明胡应麟所撰《诗薮》云：“李杜才气格调，古体歌行，大概相埒。”言之成理。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