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闻

　　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苦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