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杨少府赴阳翟（即舍人之弟）

李端(约743-782?)，字正已，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少居庐山，师诗僧皎然。大历五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杭州司马。晚年辞官隐居湖南衡山，自号衡岳幽人。今存《李端诗集》三卷。其诗多为应酬之作，多表现消极避世思想，个别作品对社会现实亦有所反映，一些写闺情的诗也清婉可诵，其风格与司空曙相似。李端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在“十才子”中年辈较轻，但诗才卓越，是“才子中的才子”。他的名篇《听筝》入选《唐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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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杨少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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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韩愈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是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辆；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辆，马几匹，道旁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

　　然吾闻杨侯之去，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古时候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因为年老，同一天辞掉职位离去。当时，朝廷中的公卿摆设宴席，在京都门外为他们饯行，车驾有数百辆之多；道路上旁观的，有很多人为之感叹并流下了眼泪，无不称赞他们贤明。汉代的史书既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而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下了他们的形象，到今天依然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

　　国子监司业杨巨源，正以他善于写诗来教育学生，一旦到了七十岁，也禀白丞相离职回归他的故乡。世上常说古时的人和现今的人是不能并论的，而今杨巨源与疏氏二人，他们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差异吗？

　　我攀附于公卿之末，恰逢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道杨少尹走的时候，都城门外送行的有多少人？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道边的旁观者，也有为他的行为感叹，知道他是贤者的，还是没有呢？而史官能不能铺张渲染他的事迹，写成传记以做为疏氏二人的事迹的继续呢？不会冷落寂寞吧？我看到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而画还是不画，也就不必考虑了！

　　然而我听说杨侯的辞归，丞相中有敬重而怜惜他的，奏明皇上任命他为其故乡河中府的少尹，以便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亲自写诗来慰勉他。京城中擅长写诗的人，也作诗来应和。又不知道古时候疏氏二人的归乡，有这样的事吗？古人与今人相同还是不同，不得而知啊！

　　中古以后的士大夫，往往依靠官俸来养家，罢官之后就无归宿之处。杨侯刚成年，便在他的家乡被荐举，参加了《鹿鸣》宴而来到朝廷的。现在回到故乡，指着乡间的树说：“那些树是我的先人种的。”“那条溪流，那座山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戏的地方。”故乡的人没有不对他表示敬意的，人们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舍弃故土的美德做为榜样。古人所谓“乡先生”，逝去之后能够在乡里社庙中享受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参考资料：1、（清）吴楚材，吴调侯选编；陶雅慧注译．国学古典名著无障碍阅读本古文观止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09：第86-88页。

　　杨少尹：名巨源，蒲州（今山西水济）人。疏广、受：即疏广、硫受，西汉人。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年老同时辞官，百官盛会欢送，封建时代传为美谈。设供张：即设供帐，陈设帐度举行酒宴。祖道：钱行。汉史：指《汉书》。

　　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司业。国子：唐代最高学府；司业：学官，是国子监的副职。

　　忝（tiǎn）：有愧于。谦词。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以示成年。举：通过科举考试。法：仿效。没：通“殁”，死。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