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志诗二首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
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
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
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
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
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
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
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
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值泰山阿。
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
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
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
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
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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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绝句·人生无百岁
复:又。
山河:山曲。指坟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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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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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石夫.赤松黄大仙.海口市:南海出版公司,1995年:33-34页
2、郭茂倩.乐府诗集.沈阳市: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65-66页
松子:即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金华山:在浙江金华县北,即赤松子得道处。传说赤松子游金华山,自焚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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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实刚融游仙、忧生、饮酒、纵情为一体,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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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两句,紧扣诗题,揭出主旨。诗人在仙境、人生皆令人幻灭、绝望的情境中,忽辟奇境,面对酒杯而产生种种联想,在欲饮未饮的心灵搏斗中,以尾句中反诘的语气透漏出他欲超脱而不能的复杂心态,也表达出更高远的精神追求。
总体来说,这首诗以诗人内心情感流向变化来结构全诗。起笔是对古仙人思慕的情感基调,继而转入对仙人不复现的失望,对求仙追求的疑虑与怅惘。然后由上而下转入对人世时光易逝的忧虑,对容颜日改的无可奈何,表达出一种失落、灰心和幻灭的情绪。至此,诗人的感情潮水已退入最低谷,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这时,诗人又以超然挥洒的笔触,突然推开去,独辟蹊径,以面对酒杯的联想、发问,表达了“含情”有待的高远精神追求,从而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这就形成了全诗看似漫不经心、跳荡不羁,实则整然有序,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显示出这首诗“飘逸”的风格。
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
愁看京口三军溃(kuì),痛说扬州十日围。
碧血未消今战垒(lěi),白头相见旧征衣。
东京朱祜(hù)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
故国已经远去十年了,处处物是人非,我和你辛苦遭逢,艰难生存在现今。
我想起京口三军溃败就愁闷,想起扬州血洗十日便内心万分悲苦。
死国难的烈士们血洒疆场,那段历史不可遽消,而此刻不得不面对白头早衰了。
你要学汉时朱祜,不要消沉与哀叹。
参考资料:
1、韦明铧.扬州文化谈片.江苏:广陵书社,2004:218
2、傅德岷.湖北.中国华诗词鉴赏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5:208
朱监纪四辅:朱四辅,明末秀才,在明时曾任监纪推官、监纪提刑,为诗人友人。十载:指明亡已去十年。
扬州十日:指明亡后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攻破扬州,在扬州城里大肆屠杀淫掠的时候,有一个市民王秀楚躲在空屋中,活了下来。他把他在清兵破城前后十余日中目睹之事,一一写出,为《扬州十日记》。
碧血:碧是一种青绿色的美石,玉类。后常用以称颂为国死难的人。
朱祜:东汉名将,曾举兵平定延岑残党,防备匈奴。后拜建武大将军,封鬲侯。式微:先秦时代民歌。
诗的首联是大难之后的感喟之词。“”古人感叹世事变迁,常以物是人非相称。而在这清初的十年中,经历了生死交关的艰难历程不仅人非、物非,事事皆非,诗人和朱四辅都是经过了曲折艰辛的“辛苦”归程,九死一生,才得以“生归”活着过来。回首往事,自心中升起一种沉痛悲凉的沧桑感。更尤有盛者,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尤其在江南一带,是比任何改朝换代都更加惨绝人寰的。
颔联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城破。五月,福王朱由崧称帝,命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由于南明朝廷昏庸,内讧不断,致使清兵长驱南下。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制造了“扬州十日”历史事件。五月,南明弘光帝被俘,次年死。顾炎武这里只是指出了当时历史最沉痛的一刻。“愁”是愁南明旧朝的昏聩,“痛”是痛满清新朝的暴酷,一“愁”一“痛”之间,蕴含了历史的悲感。
颈联写时光如水逝,历史犹在目。“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各地反清武装斗争连绵起伏,一直延续了四十年,“碧血末消”既表现了反清斗争的激烈、烈士们的血洒疆场,又表现了仁人志士坚强不屈的意志。诗人写诗时是四十岁,不当以老人自称的,这里的“白头相见”显然流露出了一种人生短暂功业未就恢复大计遥遥无期的惆怅与感慨,然而顾炎武虽然是艰难困苦,他还是念念不忘那为之奋斗的理想,于是与友人相见,自然而然地叙起了从前的战争生涯。这一联看似平淡,然而平淡之处自有心胸的流露,与友人相对,他想到的不仅是旧日的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为之奋斗的是未来他那复明的理想境界。
尾联诗人与友人互勉,寄希望于来者。诗人为了理想的未来,他告诫友人不要叹息,要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去奋斗:“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这两句,诗人是以朱祜比朱四辅。“式微”这里代指哀叹,是鼓励朱四辅不要意志消沉,不要只是哀怨悲叹,而要像东汉的朱祜那样建功立业,为恢复故国而努力。这里不仅是鼓励友人,实际上也是在表现自己那不屈服的坚强意志。
这首诗悲叹往事凄楚动人,但格调并不仅仅流于低沉凄婉,在哀伤悲凉之中同样也洋溢着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热情,这热情是顾炎武其诗的热情,也是其人的热情。